清末立憲派的近代國家想象
————以日俄戰爭時期的《東方雜志》為研究對象(1904-1905)
作者:賴駿楠  
    摘要:  日俄戰爭時中國國內立憲派為敦促清廷變法,將戰爭結果歸因為“立憲國勝專制國”。《東方雜志》作為立憲派重要言論平臺,是該事件的主力參與者。“立憲勝專制”話語多強調憲法在國民意志整合、國民愛國心塑造等主觀層面上的作用,并相對忽視近代憲法與客觀意義上軍事、財政和行政近代化之間的關聯。“日以立憲勝,俄以專制敗”的說法,不符合日本軍事史和憲法史上的事實。“立憲國勝專制國”的命題,也不符合當代社會科學就政體類型與國家能力間關系所展現的復雜圖景。清末海外立憲派對類似議題有著更清晰且深刻的思考,但其思考未對國內輿論造成足夠影響。立憲派關于變法與國家建設間關系的認識本身,對當代中國法律人而言仍具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  日俄戰爭 憲法 國家能力

引言

個人自由注定與強國家不可兼容嗎?對私權利的保護注定意味著對公權力的限制乃至削弱嗎?盡管冷戰早已退去,但冷戰思維似乎仍主宰著當代學者的心靈。這種思維傾向于使我們“把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游戲”。實際上,百余年前的中國第一批近代法政人士,對以上問題曾經提出過遠為樂觀的看法。早在1902年至1903年間,梁啟超的《新民說》系列文章,就透露出一種個人與國家間極為圓融流暢的對應邏輯。此時的梁氏深信,近代國家建設的最關鍵項目是塑造新的國民個體,只有將在他看來充滿奴隸性的國民,改造成獨立、進步、強大的“新民”,一個聯邦與共和的“新中國”才能同樣顯得獨立、進步和強大。在日俄戰爭(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爆發之際,中國國內立憲派便大膽預測作為立憲國的日本必將戰勝專制的沙俄,而這一預言也幸運地得到了戰爭結局的驗證。這些人同樣深信,以代議制民主為核心要素的近代立憲政體,非但不會對國家構成約束,反而能賦予國家相比以往遠為強大的政治乃至軍事能量,并使其在20世紀的現代戰爭舞臺上大顯身手。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立憲國勝專制國”言論,亦可稱為立憲強國論。“立憲國勝專制國”一說,在促使清廷接受改革倡議,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并最終宣布仿行立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經為清史學、中國立憲史或政治史學、中國報業史學、軍事史學等領域的學者所公認。

略為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在指出“立憲國勝專制國”一說影響了清末政治走向這一事實之后,卻幾乎都未曾對這一說法本身進行充分分析。這要么暗示出多數研究者對這一說法之有效性的默認,要么僅僅意味著研究者對此缺少深入反思的意識。然而,無論是默認還是無意識,都導致中國法律思想中的以下關鍵問題仍未得到有效澄清:以代議制、權力分立和基本權利保護為核心制度要件的近代憲法,究竟與一國軍事實力存在何種關聯?在近代憲法與近代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間,究竟存在何種關系?這些問題,或許既縈繞在百余年前中國立憲派的心頭,又吸引著當代中國法律人的目光。個人與國家、法治與富強,始終是百余年中國法制現代化歷程的核心詞匯。通過對百余年前類似討論的嚴肅檢視,我們將看到這些討論的貢獻和局限,并將更加明了我們今日的理論使命。

近年來,中國近代法律史中的“國家”議題,已受到部分學者的重視。在這種背景下,對“國家”概念本身做出簡要辨析,應不至于毫無意義。在我看來,在近代法律史研究中,有必要區分三個層面的“國家”概念。第一個層面是法權意義上的國家。該意義上的國家,是指一國在國際法層面上擁有完整和獨立的主權這一狀態。有時這種意義上的國家概念還會延伸到國內法層面,亦即一國公法層面的中央集權。第二個層面是正當性和情感意義上的國家。該意義上的國家,涉及的是近代以來普遍存在于各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歷程,亦即通過各種符號、話語和制度安排,讓政治體中的大多數成員產生對共同血緣、語言、文化和政治經歷的認同,從而凝聚成一個擁有統一意志的民族國家共同體。第三個層面是物質、機構和制度的層面。這種意義上的國家,涉及的是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這一歷史進程。該進程主要解決的是近代國家機器的建設和國家能力的積累這類問題:一國的軍事、財政和行政體制如何得到合理化與官僚制化?這一國家機器整體如何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并從基層獲得足夠的資源以進一步強化自身,從而在近代的民族國家競爭體系中維持自身地位?正如下文分析將顯示的,日俄戰爭時期的“立憲國勝專制國”言論,主要關注的是第二個層面的國家,但也對第三個層面的國家有所涉及。

本文從憲法理論和社會科學的角度出發,對日俄戰爭時期“立憲國勝專制國”的論調進行初步的梳理和反思。本文所考察的材料,是當時作為國內立憲派言論平臺的綜合類刊物《東方雜志》(下文或簡稱《東方》)。在對該雜志的背景予以簡要介紹后,文章將正面展開該雜志所宣傳的“立憲國勝專制國”說法的種種邏輯,并予以適度分析。隨后,文章將從明治日本軍事史和憲法史,以及歷史社會學中有關政體與國家能力間關系的研究這兩個角度,對“立憲國勝專制國”一說進行更為深入的反思。文章也將簡要述及同時期海外立憲派的立憲強國言論,并考察其對國內立憲派的可能影響。在結論中,我將努力對如下問題做出解答:日俄戰爭時期中國立憲派變法宣傳中的近代國家想象,究竟對20世紀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有著幾分貢獻?又存在著哪些局限?這些貢獻與局限,對于正在努力實現法治國家理想的當代法律人而言,是否具有啟示?

一、“立憲國勝專制國”說的展開

(一)作為國內立憲派言論匯總的《東方雜志》

《東方雜志》是清末和民國時期在思想界、文化界享有重要地位的綜合類刊物。它由商務印書館創辦于1904年,終刊于1948年。在晚清時期,該刊基本上每月發行一次。該刊在最初幾年印行時,不注明編輯人員。但可以確定的是,張元濟、高夢旦、蔡元培、蔣維喬、夏曾佑等在當時支持變法的人士,都對該雜志有著實質性影響。自1910年起,同為立憲派人士的杜亞泉開始擔任該雜志主編,直至1920年。鑒于此種背景,《東方》自其創刊之日起,即成為晚清立憲派在中國內地的重要輿論陣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雜志從發行于1908年8月的第5卷第7期起,基本上每期都以“憲政篇”的專欄,對清末立憲運動的各種進展予以報道和評論。該欄目負責人為曾留學于日本法政大學、在民國建立后逐漸成為清史大家的孟森。當然,本文關注的,是該雜志創刊頭兩年的立憲宣傳。

《東方雜志》在創刊之初便帶有較為濃厚的日本背景。該雜志的創辦者,商務印書館,為從海外吸取資金和技術,在1903年與日本著名出版機構金港堂合股組建公司。在合資完成后,一些日本人如長尾雨山(后成為《東方雜志》撰稿人之一)等相繼加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同年年底,商務印書館經夏瑞芳提議創辦《東方雜志》,編譯所所長張元濟附議。后者及編譯所其他成員,遂成為該雜志發行初期的主要編輯和撰稿人。而張元濟本人,也正是“聯日拒俄”這一主張的贊同者。因此,該雜志創刊號(1904年3月11日)很自然就打出了“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的宗旨。正如下文將指出的,早在日俄開戰之際,《東方》上的言論就對戰爭結局下了“豪賭”,即大膽預言日本將獲得勝利。當然,值得補充的是,《東方》在本次戰爭中的“親日”姿態,在當時的上海華文報界并非特例。這一現象,既與甲午戰爭以來“以日為師”的風氣,以及俄國在義和團事件后強占東北領土到期未還(而這正是本次戰爭的導火索)等背景有關,又與當時俄國在上海輿論界幾乎沒有代言人這一直接原因有關。

《東方雜志》在創辦初期的“選報”性質,使得它成為考察該時期國內各路立憲派之言論的適當參考材料。在“本社撰稿”之外,《東方》的編輯還選取了大量其他報刊上的言論。根據丁文的研究,在《東方》的選報時期(1904年至1908年),總共有48種報刊上的言論被收入該雜志,這囊括了當時所有有影響的報刊。具體到本文所研究的日俄戰爭所經歷兩個年度的立

憲討論中,《中外日報》(汪康年、汪詒年兄弟主辦)、《時報》(兼具康梁和張謇等多重背景)等立憲派日報中的文章,都是這時期《東方》的常客,而《大公報》這類知名報紙也得到了《東方》編輯的關注。在“社說”“時評”等欄目中,也不時有《東方》自身撰稿人有關立憲或日俄戰爭的文字。因此,《東方》實際上成為該時期國內立憲派言論的匯總平臺。考察《東方雜志》,也就是在考察這一代變法人士的“時代精神”。

(二)“立憲-富強”的歷史譜系

《東方雜志》所見“立憲勝專制”說的第一種邏輯,是口號式邏輯,或者說無論證的邏輯。它出現于戰爭初期《東方》的立憲鼓吹中。《東方》第1卷第3期(1904年5月10日)“社說”欄收錄《中外日報》的《論中國前途有可望之機》一文。該文作者主張,日俄戰爭是一個“新世界”出現的契機,“然此新世界,必須日勝俄敗,而后出現。若俄勝日敗,則世界不能更新”。接著他便迫不及待地判決:“今則日俄之勝敗,其象漸分。而吾人之擬議,亦稍有起點矣。”實際上,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日本陸軍剛開始渡過鴨綠江,而日本海軍則在旅順口外展開傷亡慘重的“堵塞”作戰。日勝俄敗之后的“新世界”,一方面意味著“黃種將與白種并存于世,黃白優劣天定之說,無人能再信之”,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專制政體為亡國辱種之毒藥,其例確立,如水火金刃之無可疑,必無人再敢嘗試”。對于作為“黃種之專制國”的中國,作者則預言其必將走向強盛的立憲國家。文末則是對希望俄勝日敗者的譴責:“然而中國人中,尚有以俄勝日敗為希望者,吾不知其何心也。雖然,竊料此一派人,數年間必歸于自然淘汰之例矣。”作為該時期變法宣傳中的名篇,該文實際上沒有提供對“立憲國何以勝專制國”這一問題的解答和論證。

“立憲國勝專制國”對于時人而言,幾乎成了一種不證自明的公理。這種口號式的論斷甚至影響到了近代小說家丁逢甲。《東方雜志》第2卷第4期(1905年5月28日)登載有商務印書館一次征文比賽的獲獎文章,其中就有丁氏所撰《中日二國同在亞洲同為黃種又同時與歐美通商而強弱懸殊至此其何故》一文。在該文中,作者針對中日兩國在當時強弱懸殊這一事實,羅列了如下種種原因:“日本人愛國而中國人不愛國”“日本人尚武而中國人不尚武”“日本善變而中國不善變”“日本得人而中國不得人”“日本務遠而中國不務遠”。在文章主體沒有對立憲議題做任何討論的情況下,文末的如下文字簡直像是“亂入”:“而其總根源、大要素,則敝之曰:立憲與專制。立憲則強,立憲而善用其道,則強益速。故日本不惟與德意志齊名,直將與英吉利比烈。專制則弱,而并替其權,則弱益甚。故中國不獲與俄羅斯并駕,竟將與土耳其同譏。”

鑒于此種意義上的“立憲勝專制”說并未提供論證,我們亦無從分析其有效性。讓我們轉入對下一種更為重要的邏輯的考察。

“立憲勝專制”說的第二種邏輯,則是建構出一個“各國立憲導致富強”的歷史譜系,并在此基礎上歸納出“立憲國必勝專制國”這一“公理”或“公例”。在《東方雜志》第1卷第12號(1905年1月30日)的“內務”欄中,有一篇選自《時敏報》(當時為立憲派掌控)的、名為《立憲法議》的文章。相比于該時期《東方雜志》的其余文章,該文建構了一個最為清晰的“立憲-富強”之國的歷史譜系。在簡單地將“立憲導致富強”的原因歸結為“合眾策,聚群謀”后,作者列舉了英、美、日三個國家以立憲收獲富強的歷史過程:“英吉利名為君主國,然凡百制度,必經勞爾得士門士上下兩院三次會議,而后國君決之。故謀無不當,計無不得,國勢日益盛”; “美國向為英屬,自華盛頓立為民主共和國,其國勢遂蒸蒸日上,挾其膨脹力,以戰英吉利,而英吉利為其摧。以向非律賓,而非律賓為其并”;近鄰日本則“洎乎明治維新,廢三職、八局,置上下議院,使民人得參謀朝政,而文明之進化一新,近挾其膨脹勢力,縱橫于海上,迄今列強咸羨慕之,謂東方將出一英國。迨不誣也”。因此,作者總結到:“夫泰西以立憲而強,是其彰明較著者也。”至于泰西各國何以立憲而強,作者主張“茲不必深論”。

正是在這一譜系的基礎上,《東方雜志》第2卷第6期(1905年7月27日)“社說”欄所錄《論日勝為憲政之兆》一文才聲稱:“而橫覽全球,凡稱富強之國,非立憲,即共和,無專制者”。然而,本次戰爭之前的俄羅斯,似乎對這一譜系之完整性構成挑戰:“其國勢則稱為富強,其政體則稱為專制。此事實與公例不合”(著重號為我所加)。作者慶幸地寫到,日俄戰爭的爆發,導致俄國的虛弱得以“揭示于天下”。如此,則“立憲-富強”的歷史譜系最終得到了捍衛。

這一譜系無疑存在漏洞。實際上,《東方雜志》上也出現過不同的聲音。例如,陸宗輿在《立憲私議》一文(《東方雜志》第2卷第10期,“內務”,1905年11月21日)中就承認,正是立憲,才導致“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蘭之亡”這些歷史事實。就歷史事實而言,有足夠的反例可被用來質疑這一譜系或“公例”。例如,該譜系忽視了奉行絕對主義政體的普魯士在18世紀歐洲軍事舞臺上的赫赫戰功,忽視了擁有貴族議會的18世紀波蘭遭到專制的普、奧、俄瓜分這一歷史慘劇。它也忽視了離這一譜系制作者的時代頗為接近的一場戰爭:在1894年至1896年間,君主立憲制的歐洲國家意大利,在非洲戰場上輸給了君主專制的埃塞俄比亞,從而在殖民化后者的企圖上遭遇失敗。該譜系甚至與立憲派的先驅——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提倡的“富強”譜系存在沖突。該時期康氏所崇拜的兩個國家,一個是開明專制的彼得大帝治下的18世紀俄羅斯,另一個則是先實施開明專制,直至1890年才正式實施君主立憲、召開國會的明治日本。康的這一譜系,與立憲并沒有緊密關聯。或許也正因此,康氏在戊戌年間提倡的,主要是更為寬泛的“變法”,而非“立憲”。

(三)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意義上的“立憲勝專制”說

“立憲勝專制”說的第三和第四種論證方式,直接涉及本文引言提出的國族建構的問題意識,而且也是《東方雜志》重點闡明之處。這其中的第三種論點,是主張立憲政體,尤其是其中的議會制度,能夠消除君民之間的信息和情感隔閡,并以在議場中公開論辯的方式,形成民族國家的統一意志,從而令國家走向富強。在該時期的《東方雜志》中,有大量的文章涉及“上下情通”“君民合德”“上下一心”等說法。這些說法所針對的一個現實情況,則是同樣在該時期《東方》中頻繁出現的“蒙蔽”或“臃蔽”現象。

“蒙蔽”是清代政治中的一個常見話語。在《清實錄》所錄皇帝上諭和19世紀各類經世文編中,這都是一個常見詞匯。一般而言,“蒙蔽”描繪的是皇帝本人在相對龐大的家產官僚制的層層阻隔下,難以獲取有關地方治理的真實信息,從而難以實現有效治理和對官員控制這一情況。清帝國廣闊的治理疆域、科層制中的文牘主義、地方官行政資源的相對匱乏、難以消除的腐敗、權力監督機制的相對不力、對士人言論的鉗制、信息技術的落后等等原因,共同導致了“蒙蔽”的事實,以及歷代君主對此的焦慮。“蒙蔽”的存在,也是正直官員和在野士人間的共識。

《東方雜志》中的文章,也多在以上意義上討論“蒙蔽”問題。在《東方》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社說”欄中,雜志編輯選錄了《中外日報》上一篇直接討論“蒙蔽”問題的文章。該文作者闡明了專制國君主在理論上權力無邊、在實踐中卻信息有限的悖論:“專制之國,視皇帝為神圣者也。皇帝一言,當代遵為科律。皇帝一行,全國奉為模楷。然萬機決于一人,而物情之蕃變,豈黼座所能盡悉?天下統于共主,而國門之外,其情狀即不能上達。”在“蒙蔽”之下,一國政情將涌現種種弊端。首先是中央與地方各級官員對皇帝的信息隱瞞:“于是樞臣疆臣,凡其所作所為、所言所行,有不可使皇帝知者,一皆匿不上聞,甚或诪張其詞,不患皇帝之不信。”其次是在清議不足以約束皇帝的情況下,容易導致權臣出現:“于是其人雖極不肖、而但使工于掩飾,能令皇帝信其所言,視共鯀如稷契,誤盜跖為夷齊,則便可奉然無憂,高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再次則是大小官吏串通一氣掩蓋腐敗情形:“于是大官小吏,相率聯為一氣,但期有辭以搪塞,即不患奸狀之發露。”最后則是權臣狐假虎威,敗壞國事:“于是乃借皇帝之威權,以與無數之輿論相抗,但使皇帝信為實然,則可以無所顧忌,成則居其功,敗亦不居其過。而國事之敗于其手者,又不知凡幾。”為著治理這些“蒙蔽”,作者最后開出的藥方是“殆非立憲不為功”。

《東方雜志》第1年第10期(1904年12月1日)“內務”欄所錄《論官場為君民之障礙》一文,也延續著對“蒙蔽”的討論。在指出中國歷代君主專制多為有名無實這一現象后,該文作者聲稱,清代君權的篡奪者不在外戚、宦官或權臣,而是“散而歸諸官而已”。正是這一官場,構成了橫亙在君民之間的一大障礙:“君欲有所振作其民,不能越此社會,而頒其條教,民欲有所赴訴于君,不能越此社會,而陳其言辭。及其一入此社會,則使其本質,化為烏有,后者貌似神非,另成一物,而君與民之本意,全失焉。今日中國全國之政治,無不自官司之,而官場之腐敗,乃至若此,未有當乎君民之間者。所為若此,而其國可活者也?”

有作者甚至將“蒙蔽”話語套用在對俄國政治的描述上。在上文已提及的《論日勝為憲政之兆》一文中,作者就將俄國的政治困境歸結為“上”與“下”之間的隔閡:“俄國國體,本合數種而成。一國之中,既以一種制伏多種,一種之中,復以貴族制伏民族。上下既分,其情必閡。上之于下,恐其壓制之未到而已,無所謂教養也。下之于上,惟恐其蒙蔽之未工而已,無所謂忠義也。真韓非所謂上下一日百戰者哉!”

因此,無論是對于20世紀之前的經世學家或變法人士,還是對于20世紀初的國內立憲派而言,關鍵的問題都在于如何破除“蒙蔽”。來自西方的有關議會的信息,為他們的思索提供了一個出口。在接觸西方議會制度的某些表象后,至遲從19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國知識精英已開始嘗試將“議院”塑造成解決“蒙蔽”問題的一個有力機制。到了19世紀的最后10年,鄭觀應成為這種思路之集大成者的典型。早在戊戌變法之前,鄭觀應已經在《盛世危言》中將“議院”理解成去除隔閡、整合人心、塑造統一意志,從而實現富強的有效制度工具。在他的描述下,無“議院”之國“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一旦開設起著朝野上下信息溝通作用的“議院”,“而后君相、臣民之氣通,上下堂廉之隔去,舉國之心志如一”。一旦這種溝通信息、統一意志的制度能夠在中國確立,這個擁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國度就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萬萬之眾如一人,雖以并吞四海無難也”。如此,則擁有“議院”的中國將不會面臨任何外患:“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尚何敵國外患之敢相陵侮哉?”

在這個議題上,1904年至1905年間《東方雜志》中的憲法觀和議會觀,基本未能超越10余年前鄭觀應、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的認識。例如,《東方》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社說”欄所選《時報》中《論朝廷欲圖存必先定國事》一文,就是在這種意義上鼓吹定憲法、開議會的效果:“舉一切蒙蔽壅塞之稗政,一掃而空之。吾知自此以往,將民之親其君也,歡如父母,而君之好其民也,芬若椒蘭,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圑四萬萬人之體為一體,雖謂皇基鞏固,熙帝載而振萬興可也。”但這方面最為經典的文字,當屬登載于同期《東方》“內務”欄中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對政務處王大臣的一封上書。身為體制內人物的孫氏在1904年4月上書北京政務處、請求王大臣出面奏請朝廷立憲一事,無疑給國內立憲派以很大鼓舞。《東方》將上書文字予以全文登載,自是情理之中。這篇上書最為清晰地呈現出了當時立憲派所設想的憲法和議會在“破除臃蔽”、整合人心上的作用。孫氏的論證始于訴諸清朝“祖訓”。通過引用康熙年間上諭中的文字,孫氏將清朝“祖訓”認定為“破除臃蔽,上下一心”。但他進一步主張,要徹底貫徹這一“祖訓”,就必須效法“各國之立憲政體”。隨后他開始介紹明治日本和歐洲各國是如何通過立憲實現“君民上下一心”“合通國之民,共治一國”,從而走向富強的。而拒絕立憲的后果在他看來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立政體,則民氣渙散,國勢日微,弱者被兼,亂者被取,何也?君臣孤立,民不相親也。”因此,他懇請王大臣出面呼吁朝廷“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團結民心,保全國本”,并主張在立憲的初期,可以現有的政務處和都察院為基礎,并結合從地方選派的“平正通達之紳士”,將二者初步改造成上、下“議院”。

用更為清晰的現代語言,我們可以把這種議會觀簡單地歸納為:從各地選拔(無論官選民選)而來的議員,聚集在位處首都的議會之中,他們通過公開的交流和辯論,能夠形成代表民族國家整體的統一意志,而這種統一意志必然是要追求國家的富強,尤其是國家能力(以軍事能力為核心指標)的強大。在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論證需要面對的第一個質疑是,合議一定能帶來統一意志嗎?為何不是如同現代議會政治中常見的那樣,形成不同意志和不同利益之間的妥協,甚至是(在歷史上偶爾出現的)連妥協都未能形成從而導致“憲法危機”?在這一問題上,我傾向于認為,在儒家樂觀主義的人性論、一元主義的真理觀等因素的作用下,晚清本土立憲派如同明末清初士人一樣,強烈地相信充滿“公天下”之心的士大夫或議員,能夠在公開、坦誠的交流中,較為輕易地尋找到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真理(“公議”“公論”)。只不過尋找這種真理的機構載體,在黃宗羲那里是學校,在立憲派的腦海中,則是議會。

這種論證面臨的第二個質疑,則是即使可以形成統一意志,為何這種意志的實質內容一定會是振興民族國家,提高國家能力?至少在我看來,當康、雍、乾這些清代前中期君主在上諭中不斷強調“君臣一體”“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時,他們所設想的統一意志的實質內容,乃是政局清明、百姓安居樂業,乃至普及禮樂教化這些傳統儒家的政治和社會理想。與其他民族國家一起競爭于世界舞臺,此時還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當輝格黨人控制著18世紀的英國議會時,他們所形成的統一意志,則是努力發展城市工商業,以及對侵犯私有財產的行為予以毫不留情地嚴懲。對于20世紀初清帝國的地方漢族士紳(他們是立憲派的根基)而言,所謂政治真理或者公意,真的一定就是將自己一部分的財產以稅收形式奉獻給清政府,從而讓清政府有足夠資源建設陸海軍?

“立憲勝專制”說的第四種邏輯,是認為立憲政體通過授予國民各類公私權利,能夠激發出國民的愛國心,進而鼓舞起國民在戰場上下保衛國家的士氣。在本次戰爭中,日俄軍人在戰場上的士氣差別,正是《東方雜志》的編輯和作者的一個重點宣傳方向。例如,《東方》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時評”欄中《日本致勝之由》一文,是對英國媒體有關日本軍民士氣之報道的轉載和評價。該文提及了日本海軍在旅順口實施“堵塞”作戰(在俄軍炮火下以自沉艦船的方式,封鎖旅順口,將俄艦隊困在港內)時的一段插曲:“又閉塞旅順港口之舉,實為天下最危險之業,當此任者,九死一生可預計者也。而日本當募集決死隊之時,應募者實踰所需之額數倍。其軍人視死如歸即此可見。”相比之下,俄軍則被《東方》的言論認定為士氣低下,甚至連征兵都遭遇困難:“近聞俄國中央數省,不能如數募兵隊,因該處多是下等農人,故皆畏懼不敢應募”。甚至有人推測,俄軍在本次戰爭中的士氣,尚不如甲午戰爭時的清朝軍隊:“士卒怯戰之狀態,大約較之甲午之中國,有過之,無不及。”

戰場上的士氣,被《東方雜志》的編輯和作者歸結為愛國心的表現。而這種愛國心,又是被認定為立憲政體賦予國民各類權利(包括私權利和參政權)后的結果。在《東方》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23日)“社說”欄所選《論勇敢》一文中,文章作者即主張立憲政體下的國民權利保障和地方自治建設,能夠鼓舞國民的愛國心或國恥心:“夫經營內政,授民以權利,俾民以自治,皆所以使民知身與國與群與人之關系,而鼓舞其恥心者。夫民固有恥,其不然者,強禁止耳。一旦勵而勸之,則其奮志有不可遏,而其勇力有倍加者矣。故東西各國之興也勃焉。”在隨后一期《東方》(1905年10月23日)的“內務”欄中,《立憲淺說》一文也聲稱:“彼歐美日本之兵,所以敢死無前,亦賴有此(指愛國心)而已。而如俄羅斯之兵,則不可得而語是。蓋愛國之心之有無,視政體之立憲專制以為判,不待言矣。”

在這些作者眼中,由于立憲國國民有愛國心,所以連征兵也更為容易,而專制政體則相反。《東方雜志》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時評”欄中《專制國之募兵難》一文,便呈現出這種邏輯。在解釋戰爭期間俄國出現募兵難這一情形時,作者聲稱:“夫立憲國之兵,所以為國為民,故人以不得隸籍軍人為恥。專制國之兵,所以為一家一姓,故人不肯犧牲其最尊貴之生命,以效死于私朝。二十世紀之戰爭,專制國之必敗于立憲國者,實為天演之公例。”(著重號為我所加)《東方》第2卷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內務”欄中的《論立憲為萬事根本》一文,則將這種邏輯展現得更為完整:

彼各國征兵之制,通例自二十歲以上,無不編入軍隊。而其民奉行其制,亦無不視為當然者。彼固強半立憲之國,其民皆有憲法上之權利,而與有其國之一部分者也。既享此權利,與有其國而為公民,則其必當盡衛國之義務,且即以自衛其權利明矣。而以專制國言之,則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者也,國者一人之國,權利者不公遍之權利,其民固無與于國,而無有于國之權利者也,如此則亦無衛國之義務。其為兵也,為保護他人之權利耳。得數餅之銀,為保護他人之權利,置其身于可死之鄉,募之猶恐不至,何有于征兵乎?

立憲或民主制度激發公民對于自由和祖國的熱愛,并促使公民在戰場上浴血奮戰這種說法,是一種對我們而言不算陌生的政治神話。早在2400余年前,伯利克里便已經使用了最美麗的形容詞,來悼念為保衛民主制的雅典而戰死沙場的將士。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也在《君主論》中感慨過共和國難以為外來君主征服,因為共和國的公民“緬懷過去的自由”。與本文故事更相關的是,當19世紀初絕對主義政體下的普魯士被大革命后的法國在戰場上擊潰時,普魯士的軍事改革家們也正是感慨于革命激起了全體法國人的民族活力,相比之下普魯士的士兵卻由于機械、專斷的政治軍事體制,而缺乏足夠的愛國心。正是為著在自己的人民當中喚起共赴國難的感情,普魯士開啟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非常政治”(如面臨迫在眉睫的外患)的時刻,賦予國民各類平等權利的立憲政體,確有可能激發出強大的愛國精神和作戰士氣。但這種精神能否長期維持下去,則有待進一步討論。其他的政體選擇,是否一定無法激發出國民或軍人的作戰士氣,也有待進一步討論。但這些討論相對而言都超出了本文的核心主題。不過,對于日俄戰爭時期所謂日本軍人的士氣及其與立憲政體的關系問題,我們將在本文第三部分進行更為深入的檢討。

(四)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意義上的“立憲勝專制”說

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國家建設,在許多時刻都位于“立憲勝專制”說之提倡者的視野之外。但部分作者已對此有著初步把握。我們要討論的該時期立憲強國論的第五種邏輯,就觸及近代憲法和國家建設的命脈:財政。《東方雜志》中的相關論述者此時已經能夠初步意識到,民族國家的“富強”不能僅僅停留于統一意志、愛國心等精神性層面,而且應當落實于物質和制度層面。具體而言,陸海軍建設、鐵路建設、普及教育等等事項,都關系到中國在弱肉強食的20世紀初民族國家體系中能否存活下來這一核心議題。但所有這些事項都涉及資金問題,也就是征稅和募集公債等財政問題。而專制和立憲政體在財政正當性上有著根本差異。《東方雜志》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社說”欄中《再論中央集權》一文,便涉及君主專制政體由于缺失“民主正當性”,從而導致收稅難的問題:“蓋專制之國,以君為本,一切政治,均謀及其子孫,常保此位而已……而其最不相宜者,則干涉民之財政。若專制之君,不明此理,而橫干民之財政,則無論其用意之為善為惡,君位皆不能保。”針對當時清政府內開銀行、修鐵路的動議,《立憲淺說》一文的作者強調,在君主專制政府缺少信用的情況下,國民將缺少為以上事業集資的熱情:“且也專制之民,匪惟不思其國也,抑亦不信其國,此固積威勢之所致也。今使政府欲設銀行,而召天下之人,以購其股份,則人將懼其成本輕提,而惴戒不敢從矣。又或欲修鐵道,而勸天下之人以投其資本,則人又慮其子金難必,而觀望不欲前矣。此實中國今日之現勢也。”《論立憲為萬事根本》一文則提及專制國在募集公債上的困難:

然其事必賴政府與人民兩間之信用,而非可以強迫期待也。而專制國之政府,則固無所謂之信用。彼既有莫大之威力,絕對之神權,則一旦債項入其掌中,而此本金之得還與否,子息之無虧與否,其運命皆付于不可知之數。既無契約之文、公證之例,可以訴政府于法庭,則朝納金錢,夕成廢紙耳。此受命之人民,所以懼資本之蹈于危地,而不敢輕易措之。

盡管這些作者并未明確打出“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旗號,但他們的潛臺詞無疑是,只有(而且只要)以立憲的方式解決財政制度的“民主正當性”問題,政府才能(而且必能)從基層社會中獲取大量財政收入,從而實現國家建設的目標。上文已提及的《立憲法議》一文就聲稱,一旦開設議院,就會出現議員和國民都爭先恐后同意納稅的情形(!):“若設立議院,則議院皆可代表其故,而勸喻之,使之踴躍爭先,樂于輸將,吾知一人倡于前,而群為和于后矣。”

財政建設,無疑是近代國家建設的核心議題之一。《東方雜志》的編輯和作者從財政正當性的角度回應財政建設的議題,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認為抓住了議題的實質。然而,他們只抓住了部分實質。首先,財政正當性并不等同于增加財政收入的正當性。在立憲政體下,沒有人能夠確保議會能夠在任何時候都同意政府的加稅請求。其次,更為關鍵的質疑在于,這些作者實際上以意識形態和精神性的話語,化解了一系列制度性的難題:即使未來的“大清國會”同意加稅,在一個如此龐大而又多元的帝國內,如何不帶偏差地將這些稅收收集到中央,并保證這些收入被用于必須使用的項目中去?他們基本忽略了從中央到基層的征收機關、各級政府和代議制機構間的預決算制度、國庫制度、審計制度等等制度面向的問題。然而,財政正當性建設和財政制度性建設,對于晚清政局而言,無疑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綜上所述,在日俄戰爭時期《東方雜志》的立憲言論中,立憲政體實際上成為民族國家意志與情感整合的制度工具。在《東方》的編輯和作者眼中,議會制度起到的是破除君主與國民之間的信息與情感隔閡、塑造統一意志的作用;立憲政體對各種私法權利(如財產權)的保障,則能讓國民對國家和政府產生感激之情,從而形成愛國心;立憲政體對國民參政權(如選舉權)的授予,則能讓國民在政治實踐中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共同所有者之一,從而進一步增強國民在戰場上下保家衛國的信念;在以代議制民主的形式解決財政正當性問題后,國民便愿意繳納更多的稅收,以支持國家建設。近代憲法在他們的描繪下,非但與國家(包括民族國家和國家機器兩層意義上的國家)毫無捍格,而且實際上能使后者更加強大。因此,他們的憲法觀,可稱為一種“擴權(力)憲法”的認識。

問題在于,這種描繪在有意無意間,將近代立憲政體的某些本質色彩模糊掉了。至少從法學意義而言,近代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限權憲法。限權憲法的色彩,最為明顯地體現在權力分立和法治兩大理念之中。出于對專制的警惕,近代憲法的設計者嘗試將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予以適度分離,從而避免了任何一權走向獨大。出于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近代憲法思想強調依法行政、正當程序、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等制度要素,從而導致行政權在實際運行中的規范化和對權利的尊重。

對于清末國內立憲派而言,他們對這種限權憲法的形象,并非惘然無知。早在1899年,在由梁啟超編譯并發表在《清議報》上的《各國憲法異同論》一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不相侵軼,以防政府之專恣,以保人民之自由。此說也,自法國碩學孟德斯鳩始倡之。”1902年,梁氏更是在《新民叢報》上以專文闡釋孟德斯鳩學說。而這兩種刊物在國內都曾有過流通(不論是以合法還是非法的方式)。實際上,在1904年到1905年的各期《東方雜志》中,并非沒有出現對限權憲法的認識。在《論朝廷欲圖存必先定國事》一文中,就存在著如下表述:“訂立憲法,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以制限主治者之威權,以保護被治者之權利。”曾留學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的陸宗輿,更是在《立憲私議》一文中明確提及“夫憲政制度,分議法、司法、行政三大綱統,并行而各不相犯者也”,并且主張中國立憲的當務之急,“自先在于行政司法兩大政,分司而治,以除積重難返之弊”。

然而,這些聲音沒有成為該時期《東方雜志》的主流。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因為一旦限權憲法的形象得以明了,以憲法來促進國家權力行使效率和增進國家能力的方案,多少會變得模糊起來。然而,伴隨著自1906年起預備立憲的正式展開,中國仿行立憲之路,又確實無法擺脫近代意義上的限權憲法進路(即使是日本明治憲法也不否認基本的權力分立原則)。那么,限權憲法,尤其是權力分立意義上的限權憲法,與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之間,究竟存在何種聯系?

這一問題,正是在法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眼光審視下,我們對立憲強國論必須提出的問題。該問題將是本文下一部分的議題之一。

二、再思“立憲國勝專制國”話語

(一)天皇制軍隊與明治憲法

對于日本軍人在日俄戰爭中表現出所謂高昂士氣的原因,當時的日本軍界提供了一個和中國立憲派看法完全不一樣的神話。在軍事雜志《偕行社記事》一次面向普通軍官的、以《日俄戰爭的勝負原因》為題的有獎征文競賽中,有兩名日本軍官的獲獎文章(發表于1906年)都宣揚傳統武士道精神在本次戰爭中的重要性。軍部的公開見解也是如此。

而公開出版的各類有關本次戰爭的圖書,也都將戰爭勝利的原因歸結為天皇的圣德和將士的忠勇。有兩位軍官,即在旅順“堵塞”作戰時沉船犧牲的廣瀨武夫,以及率部進攻遼陽一處俄軍殘余據點時陣亡的橘周太,被政府和軍方塑造為體現著武士美德的“軍神”。在這種話語中,與其說這些官兵是為著保衛一個立憲制國家而赴死,毋寧說他是出于效忠天皇——以及天皇制國家——的緣故,而表現出不畏犧牲的武士精神。

為著對明治時期日本軍隊的“精神內核”有著更為直觀的了解,我們不妨瀏覽一下在近代史上長期作為日本軍人精神教育之根本的、以天皇名義頒布于1882年的《軍人敕諭》。在這份由山縣有朋主持起草的著名文獻中,首先出現的是自神話時代神武天皇開國直至“大政奉還”天皇與軍隊的關系史,以證明“我國軍隊世為天皇所統帥”以及“朕為汝輩軍人之大元帥”。在隨后的各具體訓條中,軍人被期待體現出“盡忠節”“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貴樸素”等美德。與其說《軍人敕諭》嘗試培養出一支有著近代國民與國家意識的“國民軍”,毋寧說它試圖塑造出一支與(哪怕僅僅是名義上的)天皇人身直接關聯(“朕依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頭首”),從而繞過立憲精神影響的用近代軍事技術武裝起來的武士集團。當然,這種對天皇“神格”的崇拜與立憲政體間的激烈沖突,要到昭和前期(1926-1945)才會徹底爆發出來。但無論如何,《東方雜志》的編輯和作者將日本軍人的士氣歸結為立憲和民權之結果,無疑與天皇制軍隊中灌輸的忠君和武士道觀念是南轅北轍的關系。

但是,近代戰爭中,士氣在決定戰爭勝負方面的作用,相比冷兵器時代已經大為暗淡。面對機槍和火炮,士兵個體的勇武并不具有根本性的軍事效用。當《東方雜志》的作者和編輯們從精神層面來解釋“立憲國勝專制國”時,遠在歐洲的列寧則從軍事近代化的角度,指出了沙俄軍隊失利的一個更關鍵原因:

軍政界的官僚象農奴制時代一樣寄生成性、貪污受賄。軍官們都是些不學無術、很不開展、缺乏訓練的人……因為現代戰爭也同現代技術一樣,要求有質量高的人才……事變證實某些外國人的看法是對的,這些人看到億萬盧布被用來購買和建造精良的軍艦曾感到好笑,并且說,在不會使用現代軍艦的情況下,在缺少能夠熟練地利用軍事技術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況下,這些花費是沒有用處的。不論是艦隊也罷,要塞也罷,野戰工事也罷,陸軍也罷,竟都成為落后的和毫無用處的東西了。

在其他因素勢均力敵的局面下,由軍事技術、軍事組織和軍人素質等因素構成的軍事近代化,相比于單純的士氣,或許更能決定戰爭的走向。在日俄戰爭中,被投入到戰場上的日俄兩軍在軍事近代化程度方面有著明顯差別。盡管俄軍的裝備總體而言并不比日軍落后,但前者各部隊間的陸戰武器并未統一,且駐扎在遠東的俄海軍艦艇多為老舊軍艦,航速不一,相比之下日軍則成功實現了武器裝備的統一,其主力艦只也更為先進。在軍事組織方面,俄國軍官是貴族出身的特權階層,而士兵則多來自未受教育的農民,兩者之間幾乎毫無流動性可言。在軍人素質方面,依靠門第而被提拔的俄國軍官,以及俄國文盲士兵(即使他們與日本軍人同樣勇敢),也無法和接受過軍校教育的日本軍官和有著嚴格訓練的日本士兵相抗衡。盡管軍事近代化絕非此次戰爭中日方慘勝的唯一原因,但它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破解“日以立憲勝,俄以專制敗”這一謎團的關鍵就在于,明治日本在軍事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否為立憲政體——尤其國會制度——促進的結果?這里的答案多少會讓日俄戰爭時期的國內立憲派感到失望。實際上,明治時期軍事體制近代化的核心制度要件,都完成于明治憲法頒布(1889年)、國會召開(1890年)之前。在1890年首屆國會召開之前,明治日本本質上處于由天皇在名義上領導、由藩閥在實質上操控的開明專制時代。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明治前中期軍事體制改革的過程,幾乎可被視為一段由藩閥政府“勵精圖治”的歷史:早在1870年,日本陸軍就統一為法式編制,海軍則統一為英式編制;從1871年開始,明治政府開始在地方設置鎮臺,用屬于中央的鎮臺兵取代各地藩兵;同年,一系列近代軍事教育機構也開始設立;1873年,明治政府首度制定征兵令,以征兵制度逐步取代舊武士階層對軍事職業的壟斷;在1886年至1889年的大范圍軍制改革中,鎮臺制遭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借鑒自普魯士的整齊有序的軍事編制(師團制);同時,在軍隊規模得以擴大的同時,武器裝備也得到統一(尤其是主要陸戰武器實現了國產化),以陸軍軍官學校為核心的軍官養成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乃至步兵訓練操典也被統一替換成普魯士模式。

即使是在國會召開、立憲政體開始運行之后,日本軍隊的活動和發展也與明治憲法的運轉不存在充分關聯。根據明治憲法的規定,陸海軍統帥權和編制權、常備兵額決定權,以及宣戰和媾和權均專屬于天皇。在現實中,這就意味著在天皇羽翼下活動的參謀本部(1893年之后是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獨立于內閣,也就意味著軍部不受國會監督。負責“軍政”的陸、海軍大臣的確屬于內閣。但在模仿自德意志第二帝國憲法的明治憲法結構中,包括首相在內的內閣成員都由天皇任命,對天皇負責,結果國會約束政府和軍隊的主要手段,就只剩下預算權。借用韋伯的話來說,這種德式議會政治,是一種相對無權的“消極政治”。然而,即使是這種“消極政治”下有限的國會預算權力,也在政治現實中被藩閥內閣以各種手段予以消解。藩閥利用自己與天皇的親近關系,以及行政系統中的豐富資源(如對官職的掌控),對國會各黨派議員實施一次次的俾斯麥式的收買、拉攏和分化(以上策略若不成功,則解散國會),從而實現對本就不強大的國會力量的瓦解。此外,由于從甲午戰爭中獲得巨額賠款,陸海軍費一度在無須開辟日本國內新財源的情況下,就得到了增加,而國會對此亦無從反對。結果,盡管政府和軍隊不得不時而面對國會氣勢洶洶的反對擴軍和休養民力的聲浪,但后者實際上無力阻止在預算中逐年上升的軍費份額和總額。到1902年,軍費實際上已經占據政府支出總額的45.7%。由于國會不能對軍隊事宜產生有效控制,所以國會也就既不能以自己意志促進日本的軍事近代化,又基本不能阻礙它。

結果,至少在日俄戰爭之前,日本軍事近代化的諸多成就,基本都是在立憲政體約束之外完成的。因此,對于日俄戰爭性質更為準確的表述,毋寧是發生在一支游離于立憲政體之外的軍隊和一支徹底不受憲法約束的軍隊間的一場戰爭。以“立憲國勝專制國”來界定這場戰爭,無論是在主觀的士氣方面,還是在相對客觀的軍事近代化方面,都不具備充分的說服力。

(二)政體選擇與國家能力:歷史社會學的初步審視

在檢討完明治日本這一個案后,我們仍有必要從更為宏觀的社會科學——尤其歷史社會學——角度來初步探討“憲法與國家能力”這一議題。限權意義上的近代憲法,究竟對國家能力的積累會產生何種作用?只有解答了這一問題,才能對公理意義上的“立憲國勝專制國”命題做出完整的評判。在我看來,20世紀有關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的社會科學研究,長久以來都沉陷于“普魯士-德意志中心主義”的迷思之中。在身處德語世界的韋伯和欣策(Otto Hintze)之研究的影響下,戰后歷史社會學也一度認定,建立在權力分立基礎上的立憲政體通常與“強國家”難以兼容,只有政治權力盡可能集中于特定人身的絕對主義政體,才能實現國家能力最大化。當歷史社會學家帶著這種迷思去爬梳歐洲近代以來的國家建設歷程時,勃蘭登堡-普魯士便被認定為以絕對主義政體完成強國家建設的典范。開明君主斐特烈大帝率領一支紀律嚴明的普魯士軍隊,在18世紀中歐戰場上立下的赫赫戰功,便成為這種迷思所找到的生動案例。直到20世紀70-80年代,這種觀點仍不時流露于英語世界主流歷史社會學家的作品中。

也正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部分學者開始從更為精致的概念體系和更為完整的案例研究的角度,對這一迷思提出質疑和新創見。邁克爾·曼首度將“國家權力”(state power)區分為兩個層面,亦即“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所謂專制權力,是指政府內部的統治精英在沒有與市民社會各群體進行例行的、制度化的談判的情況下,就可以自主行使的“人身性”權力;而基礎權力,是指作為一個整體的政治國家,在現實中滲透進市民社會,并持續穩定地在其統治疆域內貫徹政治決策的能力。曼指出,以往的國家理論將注意力過度地集中在專制權力上,從而相對忽視對于民族國家整體發展而言更為重要的基礎權力。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國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曼所稱的基礎權力。而這種權力的強弱與否,取決于是否擁有韋伯意義上的近代官僚制的制度支撐:擁有科層制、職業主義、照章辦事等合理化特征的近代官僚制,無疑是支撐起近代國家的行政、財政和軍事體制的關鍵力量。而專制權力在強化或弱化基礎權力上的作用,則有待理論和經驗上的進一步澄清。

在專制權力和基礎權力這組概念的啟發下,托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將國家能力主要界定為后一種權力,并通過對中世紀和早期現代歐洲國家的類型學研究,為我們展現出一幅有關歐洲歷史上政體選擇與國家能力間關系的更復雜的圖景。埃特曼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歐洲國家分為四種形態:世襲絕對主義(patrimonial absolutism,以法國和其他拉丁國家為代表)、世襲立憲主義(patrimonial constitutionalism,以波蘭和匈牙利為代表)、官僚絕對主義(bureaucratic absolutism,以普魯士為代表)和官僚立憲主義(bureaucratic constitutionalism,以英格蘭為代表)。埃特曼的考察表明,絕對主義政體與強國家能力并無必然聯系,在擁有相對強大的專制權力的絕對主義政體下,既可能發展出普魯士這樣的擁有較強國家能力(尤其軍事能力)的國家形態,又可能發展出17、18世紀法國這種始終未能形成一個統一、高效、合理的官僚體制、官職仍然大范圍處于私有化狀態(即埃特曼所謂世襲制)的國家形態。而立憲政體也不必然導致弱國家,雖然波蘭和匈牙利國家議會中的貴族精英導致國家軍事力量癱瘓,但光榮革命以來英格蘭議會中的議員卻督促政府的軍事、財政和官僚體制不斷近代化,并最終造就了日不落帝國。在這場國家能力大比拼中,伴隨著波蘭和匈牙利的衰落乃至慘遭瓜分、法國君主制被革命者推翻、普魯士君主制在與大革命后新法國的交鋒中敗北,作者判定最終的勝者是英國。埃特曼認為,英國式的官僚立憲主義,能夠將參與式地方政府與一個具備獨立統治能力的強勢中央政府結合起來,從而帶來了法國大革命之前最為強大的國家能力。

埃特曼作品的最大貢獻,與其說在于將早期現代“最強國家”的當選者從普魯士替換成了英格蘭(該結論其實有待其他學者進一步的驗證),毋寧說提供了一種有關政體選擇(專制或立憲)與國家基礎權力之強弱間關系的更為復雜、多元的理論和現實圖景。在這幅圖景的啟發下,我們對于本文關心的核心問題——近代意義上立憲國與專制國究竟“孰強孰弱”——的探討,也就能夠更加具體和明確。鑒于在立憲/專制和強國家能力/弱國家能力這兩組概念之間,并不存在固定的對應關系,與其抽象地談論“立憲勝專制”或“專制勝立憲”,不如仔細思索具體的國家在具體的歷史形勢下,究竟是運用統治精英本人的專制權力,還是運用立憲政體中的代議制及其對行政權的監督,能夠更好地實現基礎權力——軍事、財政和行政制度建設——的積累。具體到清末的語境中,當代學者能夠反思的一系列問題是:在皇室、皇族和最上層漢族官員的“開明專制”,和召集立憲派精英開設國會、監督和整頓行政系統這兩種方式中,究竟何種能夠更為穩妥和相對快速地實現軍事、財政和行政的近代化,從而抵御列強的蠶食和侵略?究竟是清朝統治精英還是立憲派更加具備近代國家建設的意愿、能力和資源?以憲法和國會的方式,究竟能否促使中國各地方精英階層達至國家建設的共識,從而一方面愿意以稅收或公債的形式為國家建設提供資源,另一方面則以自己的政治能力通過議會政治實現對行政系統的監督、控制和近代化改造,并引導后者不斷完善全國范圍內的財政、軍事、教育和交通事業?具體的憲法制度安排,如中央與地方關系、選舉權資格和范圍、選區制抑或比例代表制、內閣對君主負責還是對議會負責、議會針對內閣的監督權類型、行政訴訟與普通訴訟機關是合一還是分立,會如何影響當時國家能力的積累?這些議題,或許是今后清末立憲史研究無法繞過的。

(三)海外立憲派的立憲強國論

本文之所以選取日俄戰爭時期國內立憲派“立憲國勝專制國”話語這一個案作為研究對象,既是由于這一話語在近代立憲史書寫中的關鍵地位,又是由于這一話語或口號在現當代思想界所能獲得的未經反思的情感共鳴。無疑,這一個案并不代表清末立憲強國論的全部內容。在本部分,我將簡述同時期或稍后時期海外立憲派的兩個核心人物——康有為與楊度——有關立憲強國論的思考。他們的思考相對而言更接近國家建設這一主題,但在影響力上又的確不及日俄戰爭時期《東方雜志》《中外日報》和《時報》上的這些主流言論。

或許正是為了回應當時盛行于國內輿論界的“立憲救國論”,日俄戰爭爆發后的康有為近乎針鋒相對地創作了《物質救國論》。康氏在該書中明確主張,中國衰弱的核心原因,不在于道德、哲學或法政,而在于“物質”。所謂“物質”,在他眼中包含著工藝、兵炮、軍艦等近代技術因素,也包含著將這些技術因素組織和運用起來的近代軍事體制。這些要素都與曼所說的基礎權力相關。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基礎,則空言法政改革不足以抵御外患:“是則雖舉國之學校已開,法律已改,官制新定,譯書遍野,農商并辟,理財有術,議院大成,國民皆得自由,士人皆通外學,才俊如林,雄杰滿野,豈能以肉薄而御一分時六百響之炮乎?”因此,對于當時國內立憲派極力鼓吹的定憲法、開國會主張,康氏并未在此時積極響應。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近代憲法在康氏“物質救國”規劃中沒有任何地位。實際上,近代憲法中的若干要素,尤其是地方代議制機構這一制度,在康的規劃中起著關鍵作用。康氏明確地意識到,包括軍事近代化、教育近代化在內的“物質救國”計劃,都依賴于強有力的財政資源供給。在《物質救國論》的附錄中,他明確提議速開省、府、縣、鄉議會,以便為“物質救國”籌集款項。對于代議制機構為何有助于為國家建設提供財政資源這一問題,康氏雖然一方面有著和國內立憲派類似的從抽象的財政正當性角度提供答案的傾向,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更貼近經驗現實且更具可操作性的理由和主張。鑒于咸、同以降各省財政權已在實質上獨立于中央的事實,康氏認為,與其由中央級別的國會來監督和整頓戶部所擁有的有限財政資源,不如先設各省議會來解決現實財政需求問題。相比于各省督撫借助一二幕僚制定稅收政策、籌措資金的舊財政方式,由地方精英代表構成的省議會,對于本省民情必然更為洞悉。由其主導財政事務,既能夠避開“萬不可籌款之處”,又可覓得“可收稅之地”,從而有效降低了征稅成本。在省級財政體制的具體運行方面,康氏甚至提到了預算制度:“疆吏舉應辦戶部之數,及本省向章外銷之數,及欲舉行新政,預備非常之數,為一預算表以示之。省議會議員,公同視其各府、州、縣財力之所及,與其可籌之新利,而擔任之,或去其舊稅之苛,或增其未備之稅,草定稅則,而吏執行焉。”由此可見,相比于國內立憲派,在立憲何以強國這個議題上,同時期的康有為已經初步形成了更為細致的技術性和制度性思考。

1907年初,當時游學于日本東京的楊度,發表了《金鐵主義說》這篇雄文,以全面闡釋自己政見。為了讓中國在弱肉強食的近代國家體系中存活下來,楊度明確提出“世界的國家主義”或“經濟的國家主義”立國方案,即一方面發展國內資本主義工商業,并與他國資本主義經濟相斗爭,另一方面則發展國家軍事力量,以與他國軍事力量相斗爭,并保護本國經濟。在當時頗流行于留學界的俾斯麥“鐵血”口號的啟發下,楊度將自己的方案冠以更醒目的名稱,即“金鐵主義”。用今天的語言來表達,這其中的“金”就代表社會經濟發展,“鐵”則代表以軍事近代化為核心的近代國家建設。

在楊度看來,君主立憲政體——尤其是其中的國會制度——是實現“金鐵主義”規劃的關鍵制度手段。鑒于清政府長期甘于不負政治責任,楊度嘗試以國會監督的方式,迫使政府對國民承擔起責任,并貫徹“金鐵主義”政綱。在他的設想下,國會將借助其擁有的稅收和國債等國民負擔批準權、預算協贊權、決算監督權、會計檢查權、彈劾權、不信任表決權等權力,與行政機關形成制衡關系,并迫使后者以更為統一、合理和高效的組織方式(行政機關運行合理化本身就是國家建設的核心維度之一),來應對國會的監督和控制,并有效承擔起發展國民經濟、促進國家建設的時代任務。楊度的規劃,實際上是在考慮到清政府的專制權力不利于基礎權力積累的情形下,嘗試以國會監督的方式來限制政府的專制權力,并迫使政府轉向基礎權力的建設使命之中。為此,他疾聲呼吁:“故吾今日所主張之唯一救國方法,以大聲疾呼號召于天下者,曰‘開國會’三字而已。無國會必無責任政府,此如車之兩輪,今無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

然而,海外立憲派的這些聲音,似乎未能對更接近政治權力中心的國內同仁造成足夠影響。楊度在1907年下半年即已歸國。但自1908年起,由于已成為體制內官員,他身為輿論界“意見領袖”的資格已不復存在。當轟轟烈烈的全國范圍請愿速開國會運動在1909-1910年之交爆發時,國內立憲派對于立憲何以強國這一問題的論證,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日俄戰爭時期的路數。在《國會請愿代表書》《國會請愿同志會意見書》(均發表于1910年)這些清末立憲史名篇中,國內立憲派一方面已經借鑒了楊度有關國會促成責任內閣的觀點,另一方面仍在使用更大篇幅來重復五、六年前的說法:國會能夠解決“君民情感不通”的問題;以國會解決財政正當性問題后“人民信用既深,故踴躍輸將,無所于吝”。在這些文獻中,如何以立憲和國會的手段,來促進財政、軍事和行政領域的全面近代化這一問題,仍未獲得足夠清晰的解答。

三、結論

通過變法尋求富強,是20世紀中國法律史上的核心議題之一。鑒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內部積貧積弱、外部列強環伺的政治局面,該議題的歷史正當性不容否認。變法救亡,立憲強國,并不單純是知識分子誘導掌權者實施改革的話語策略,它更是這些文化與政治精英的真誠信念。該議題的討論在上世紀達到的第一個高峰,便發生在日俄戰爭時期。鑒于這種言論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政思想與實踐的深遠影響,有必要追問的是:身處變革前夕的清末“法律人”在這個議題上,是否做好了充分的理論準備?或者說,他們對于自己所聲稱的立憲和富強間的正相關聯系,是否提供了可靠的論證?

1904-1905年間的國內立憲派承擔了一個艱巨的理論任務。近代憲法的根本價值依歸,是人民主權與公民基本權利。這些價值選擇與相應制度安排,都與國家建設和國家能力積累的目標缺少直接關聯。鑒于西方近代主流憲法思想沒有,也無法給立憲派提供他們想要的論證資源,清末知識人只能在一片混沌中艱苦摸索。對于國內立憲派而言,由于他們中的多數人都缺少長期直接觀察西方近代政治的經歷,他們有關“立憲國勝專制國”命題的理論建構,也就更為艱辛。通過對日俄戰爭時期變法鼓吹者所訴諸的“立憲強國”話語的深入考察,我們發現,他們的口號雖然激昂,但卻空洞;他們的“立憲-富強”民族國家譜系,經過了人為挑選與加工;他們以議會塑造民族國家統一意志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清代常見政治話語的延續,并且與近代議會政治的常態運行未必符合;他們將日俄戰爭中日軍作戰時的高昂士氣歸功于立憲引起的愛國心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天皇制軍隊中忠君和武士道觀念的“冒犯”;他們一方面強調代議制民主能夠解決財政正當性問題,另一方面卻未能澄清如下問題:議會在客觀的財政制度建設方面,究竟能提供何種助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避開了限權憲法這一近代憲法的主流認識,從而回避了對統治精英的專制權力予以限制究竟和尋求富強有何關聯這一頗難處理的問題。本文最后對康有為和楊度的立憲強國綱領的簡要考察則表明,海外立憲派的思考盡管同樣遠非完善,但卻更接近于國家建設這一議題。然而,或許是由于海外觀點在國內輿論界的擴散具有一定滯后性,或許是由于國內立憲派受限于自身的知識和經驗視野,從而無法深刻體認海外立憲派的言論,直到1910年國會請愿運動進入高潮時,立憲何以強國這一議題,在國內立憲派的核心圈子內仍未得到足夠清晰且完整的澄清。

在一定程度上,日俄戰爭時期的國內立憲派在為立憲強國論提供種種論據時,未能清晰意識到國族建構和國家建設這兩個歷史進程間的區別。他們所做出的不容忽視的智識努力,多停留在第一個歷史進程的層面。他們傾向于認為,通過議會這一制度渠道,就能夠實現對原本分散在各處的全體國民的情感和意志整合;對國民個體權利的保護,則能強化國民的國家歸屬感和認同感。一旦實現了這種全民范圍的精神總動員,這個“想象的共同體”就能夠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從而在20世紀初民族國家的殺伐叢林中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本質上說,立憲強國論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關鍵組成部分。然而,它并不是足夠嚴肅或合理的法學或社會科學思考。在大部分時刻,“立憲國勝專制國”一說未能從客觀和經驗的意義上說明,近代憲法和議會制度,究竟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能夠對近代國家的軍事、財政和行政體制近代化做出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本文正是在這種客觀和經驗的意義上,對“立憲國勝專制國”話語的澄清和反思。

立憲國勝專制國,是百余年前中國法律史上一個政治神話。這一神話的內容絕非純屬虛構。但它的確常常以直觀和情緒的口號,來代替嚴謹的論證。時至今日,我們終于能夠以一種心平氣和的態度,來面對這個神話。在對先驅人物艱苦的智識努力表達充分的同情和敬意之后,我們終于可以客觀地看待這種努力的成就和局限。與此同時,清末立憲派的問題意識本身,即使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也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對于一個擁有13億人口、崛起中的世界大國而言,國家能力不僅僅是其內治所需,更是這個國家在全球舞臺上保衛國民利益、承擔國際責任的前提。因此,法治在保護公民基本權利之余,在完善現代國家、穩固國家能力方面,能夠扮演何種角色?這一問題,既考驗著百余年前的《東方雜志》,又考驗著百余年后的中國法學界。

注釋:
*復旦大學法學院講師。感謝任強、李欣榮、于明、桂濤、白陽等師友的批評和幫助。文責由本人自負。
李強:“憲政自由主義與國家建構”,載王焱編:《憲政主義與現代國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2頁。
參見賴駿楠:“梁啟超政治思想中的‘個人’與‘國家’——以‘1903年轉型’為核心考察對象”,《清華法學》2016年第3期,第149-157頁。
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22-825頁;呂思勉:《中國近代史》,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頁;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187頁;古偉瀛:《清廷的立憲運動(一九○五~一九一一)——處理變局的最后抉擇》,臺灣知音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頁;侯宜杰:《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1頁;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246-254頁;(日)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編:《日露戦爭の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72年版,第455-456頁;穆景元、毛敏修、白俊山編著:《日俄戰爭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444頁。
參見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版;常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變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郭紹敏:《清末立憲與國家建設的困境》,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金欣:“中國立憲史上的‘憲法-富強’觀再探討”,《交大法學》2018年第1期,第110-127頁;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一上的法律意義”,《環球法律評論》2011年第5期,第8-25頁。
參見丁文:《“選報”時期<東方雜志>研究(1904-1908)》,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71-72頁。
參見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志>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6頁。
同上注,第33-42頁。
參見高翰卿:“本館創業史:在發行所學生訓練班的演講”,載高翰卿等:《1897-1992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9頁;孟森:“夏君粹方小傳”,載高翰卿等:《1897-1992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8-19頁。
參見洪九來,見前注,第30頁。
參見陶海洋:《<東方雜志>(1904-1948)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頁。
“新出《東方雜志》簡要章程”,《東方雜志》第1卷第1期(1904),第1頁。
后一方面,參見馬光仁,見前注,第249-250頁。
參見丁文,見前注,第7頁。
《時報》乃由梁啟超親自主持創辦于1904年6月,該報總理狄寶賢和若干主筆亦為康氏門徒。但因當時上海報界對康黨并不歡迎,狄寶賢等人逐漸與康梁保持距離,并愈加接近本土立憲派人物如張騫、趙鳳昌。參見馬光仁,見前注,第251-255頁。也正是由于該原因,本文將《時報》中的言論(以及將《東方雜志》所錄《時報》言論)視作國內立憲派的言論。
“論中國前途有可望之機(錄三月《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3期(1904),第54頁。
參見穆景元等,見前注,第199-204、271-283頁。
見前注,第54頁。
見前注,第55頁。
丁逢甲:“中日二國同在亞洲同為黃種又同時與歐美通商而強弱懸殊至此其何故”,《東方雜志》第2卷第4期(1905),第11-15頁。
同上注,第15頁。
“立憲法議(錄十月初六日《時敏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12號(1905),第163-164頁。
同上注,第164頁。
“論日勝為憲政之兆(錄乙巳四月十八日《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第2卷第6期(1905),第115頁。
同上注。
陸宗輿:“立憲私議(錄乙巳七月十六日《晉報》)”,《東方雜志》第2卷第10期(1905),第166頁。
參見康有為:“俄彼得變政記”(1898年3月12日),載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4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1頁;康有為:“日本變政考”(1898年6月21日后),載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4集),第101-294頁。
關于康有為在戊戌年間的具體變法動議,參見陳新宇:“戊戌時期康有為法政思想的嬗變——從《變法自強宜仿泰西設議院折》的著作權爭議切入”,《法學家》2016年第4期,第86-101頁。
這方面最精彩的研究,參見(美)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尤其第265-276頁。
“論蒙蔽(錄五月初五日《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6期(1904),第106頁。
同上注。
見前注,第107頁。
見前注,第107頁。
見前注,第107-108頁。
見前注,第109頁。
參見“論官場為君民之障礙(錄九月初二日《時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10期(1904),第126頁。
同上注,第127頁。
見前注,第115-116頁。
參見潘光哲:《近代中國“民主想象”的興起(1837~1895)》,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第298頁。
參見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載鄭觀應:《鄭觀應集》(上冊),夏冬元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5頁。這篇文字問世于1894年。
“論朝廷欲圖存必先定國事(錄六月二十日《時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7期(1904),第147頁。
參見侯宜杰,見前注,第35頁。
孫寶琦:“出使法國大臣孫上政務處書”,《東方雜志》第1卷第7期(1904),第81頁。
同上注。
見前注,第82頁。
見前注,第81-82頁。
參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段志強譯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7-54頁。實際上清末立憲派許多作品中的文字風格,都與《待訪錄》中文字的風格頗為相似。
“日本致勝之由”,《東方雜志》第1卷第5期(1904),第20頁。
同上注。
“專制國之難募兵”,《東方雜志》第1卷第6期(1904年8月6日),第35頁。
見前注,第116頁。
“論勇敢(錄乙巳五月十日日《嶺東日報》),《東方雜志》第2卷第8期(1905),第159-160頁。
“立憲淺說(錄乙巳六月初九日《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第2卷第9期(1905),第150頁。
見前注,第35頁。
“論立憲為萬事根本(錄乙巳七月二十三等日《南方報》)”,《東方雜志》第2卷第10期(1905),第173-174頁。
參見(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128-137頁。
(意)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君主論》,潘漢典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3頁。
參見(美)R. R.帕爾默、(美)喬·科爾頓、(美)勞埃德·克萊默:《啟蒙到大革命:理性與激情》,陳敦全、孫福生、周穎如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第241-243頁。
“再論中央集權(錄七月二十三日《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第1卷第7期(1904),第151-152頁。
見前注,第150頁。
見前注,第174頁。
見前注,第165頁。
參見(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235頁。
新會梁任譯:“各國憲法異同論”,《清議報》第12期(1899),第741頁。關于《清議報》在當時中國內地的流傳,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88-190頁。
參見中國之新民:“大法理學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新民叢報》第1年第4號(1902),第13-22頁;中國之新民:“大法理學家孟德斯鳩之學說(續)”,《新民叢報》第1年第5號(1902),第13-22頁。
見前注,第147頁。
陸宗輿,見前注,第166頁。
參見(日)藤原彰:《日本軍事史》,張冬等譯,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第83-84頁。
參見(美)德瑞:《日本陸軍興亡史:1853~1945》,顧全譯,新華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173頁。
參見(日)掛川トミ子:“‘天皇機関説’事件”,載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集:《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冊),有斐閣1970年版,第301-351頁。
(蘇)列寧:“旅順口的陷落”(1905年1月),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列寧全集》(第9卷1904年7月-1905年3月),中央編譯局1987年版,第138頁。
參見藤原彰,見前注,第80-82頁。
參見藤原彰,見前注,第19-55頁。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對官員和政黨制度的政治評論”,載(德)馬克斯·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 (英)拉斯曼、(英)斯佩爾斯編譯,閻克文中譯,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頁。
參見(日)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2冊),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03頁。
同上注,第335頁。
參見(英)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劉北城、龔曉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頁;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On the Road toward a More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51.
See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Iss.2, 1984, pp.185-213.
See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
See ibid., at324.
該書在1904年成于加拿大,但遲至1908年才出版。因書中提及日俄戰事,可斷定書稿成于1904年2月戰爭爆發之后。參見康有為:“物質救國論”,載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8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對該作品的分析,參見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5-88頁。
康有為,同上注,第82頁。
“既授之權,令人懷國恥,人思自保,人人有亡絕之憂,則人人樂于重擔,不待良法之日出,而大力已舉矣”。康有為,見前注,第99-100頁。
康有為,見前注,第99頁。關于晚清央地財政關系,參見(日)巖井茂樹:《中國近代財政史研究》,付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76頁。
參見康有為,見前注,第99頁。
參見康有為,見前注,第99頁。
楊度:“金鐵主義說”,載楊度:《楊度集》(1),劉晴波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2頁。
同上注,第328頁。
參見孫洪伊等:“國會請愿代表書”,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592-593頁;“國會請愿同志會意見書”,載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第608-609頁。
參見孫洪伊等,同上注,第593頁;“國會請愿同志會意見書”,同上注,第606-608、610頁。
作者簡介:賴駿楠,復旦大學法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中外法學》2018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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