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漁:十年京兆一書生
作者:張群  

走進位于北京故宮東北角沙灘北街15號的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位老人的銅像。銅像栩栩如生,甚至連老人家的一顆虎牙也惟妙惟肖。讓人頗感親切。這位老人就是我國著名法學家、法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張友漁先生(1899--1992)。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其前身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早期的歷史上,張友漁是一位很獨特的所長。其他研究所如歷史所陳垣、范文瀾、經濟所陳翰笙等,都是術業有專攻的飽學之士。有不少先生還是國民黨時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是張友漁沒有這些頭銜。雖然在中國共產黨內,張友漁是極少數接受了正規法學教育的人才之一(張友漁1923年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學習)并且是中國共產黨在法律問題上(如國民大會、五五憲草、憲政等法律問題)與國民黨進行斗爭的主要干將。但他在學術界的聲譽更多的是由于他著名報人的身份。就法學而言——無論是對反動的國民黨舊法,還是落后的資產階級法——張友漁大概很難說得上造詣精深,見識卓越。這當然是和當時共產黨內法律人才極端貧乏的狀況密切相關的。作為后人,我們理應予以歷史的同情和理解。

  張友漁第二個特殊的地方是在黨內的政治地位很高。在擔任法學所所長之前,張曾擔任長達十年的北京市常務副市長1949--1959。這是當時中國政界最為重要的職位之一。在張友漁擔任北京副市長的期間,恰好也是北京市建設最為重要、影響最大、而現在頗受非議的一個時期。特別是當時拆除舊城墻、舊牌樓等的城市改造(2004年年初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城記》專門討論此事)。這些實際上都是張友漁主持的。

  中共中央挑選這樣一位重量級的黨政領導人物擔任法學研究所的所長,無疑是和當時對于法律階級性的定性有著莫大的關系。因為法律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當然要選擇一位政治上非常可靠而且地位不低的黨員來擔當這一工作。

  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應該說,此舉更多顯示的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法學的重視。檢閱當時的相關文獻,我認為這一任命確乎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

  熟悉法制史的讀者大概都知道,無論是1948年“左”派王明起草發布的廢除六法全書的通知,還是1954年董必武主持的司法改革,對于國民黨的司法人員都是沒有多少好感——至少是不信任的。前者無庸多言,后者則有《董必武文選》可以作證。還有一個重要證據是:在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謬論匯集》里,所謂的右派人士——其實多是舊法人員——對于1954年的司法改革多心存不滿,特別是對于1949年以來舊法人員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這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當時對待舊法人員的態度。

  實際上,當時許多舊法人員特別是才三十出頭的一些舊法人員,他們多認為自己是可以改造好的。在中國新法學研究院里,沈宗靈、謝懷栻都有不錯的表現。在1956年中共中央開始籌劃建立法學研究所的時候,對于吸收舊法人員進入法學研究所,也并沒有劃清界限,起碼也還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但是經過1957年的風波,不但舊法人員自己不敢再說一個“不”字,即使共產黨內怕也無人敢再提了吧。

  因此,我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1958年法學研究所的成立,是對1949年以來舊法人員的“不合作”特別是1957年鳴放的一個回應:要通過建立法學研究所的方式,培養我們自己的法律人才,建立我們自己的法學,建立我們自己的“法統”!

  在1957年的鳴放中,曾經有許多舊法人員紛紛建言要在中國科學院內建立法學研究所。但他們大概沒有料到:法學研究所的成立,實質是宣告了他們在新中國法學生命的暫時終結(有的則是永遠終結)。

  這一點充分的反映在法學研究所人員的調配上。首先是所領導。在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四個六級干部中,法學所占了兩位:一位是所長張友漁,另一位是副所長周新民。其次,進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政治上十分可靠的年輕人,其中的研究人員主要是留學蘇聯回國的法學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副博士,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學研究生。舊法人員一個都沒有。我們現在知道的謝懷栻先生是1978年之后才調入的。

  作為法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實際也是未來中國法學事業的奠基人——張友漁,其一言一行,都會深刻地影響著新中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他究竟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呢?拉開歷史的焦距,我們或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法學研究所的建設,張友漁對于大政方針其實并無多少發言權。這是來自中央的最高決策。研究方向以及用人的標準,無疑也是中央確定的。

  但作為一位有著豐富政治經驗的革命家,張友漁又絕對不會在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上無所作為。何況,他還是一位虔誠的讀書人。在法學所的圖書館里,安放著張友漁贈送的一個專門收藏《古今圖書集成》的書柜。據張友漁自己說,他很小的時候就是個書迷,并且自己買了許多書。雖然家境不好,但是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因為他置書過多批評過他。解放后,他的藏書有數萬冊。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張友漁將其中的清代文史和法律類線裝古籍284045冊贈送給法學所圖書館。這樣一位經歷豐富、風格獨特、對學術很有興趣且有一定素養的的政治家做一個學術機構的領導,會呈現出什么樣的風采呢?

  應該說,張友漁是一個富有遠見的領導者,也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我們從一些老同志的回憶里,可以約略知道一些當時的情況。張友漁深刻地認識到法學研究所和北京市政府的巨大差異。還在籌備階段,張友漁就指出法學研究所要抓兩件大事:一是人才,二是圖書資料。前者如當時進所的王家福、劉海年、韓延龍、劉楠來先生等,才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磨練,他們都成為了中國最為出色的法學家,為中國的法治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據老同志回憶,張友漁進人的時候基本上只考慮年輕人)。而法學所當時“搶收”的圖書資料,隨著時間的流逝,則越來越看出其巨大意義。

  在法學所的圖書館,收藏有來自清華大學(1958年接收)、北京交通大學(原北京鐵道學院,1959年接收)、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法制局和法律出版社(1959年撤銷前)等機構的法學藏書。其中,法制工作委員會和法制局的藏書繼承自國民政府的立法院和司法院圖書館,收藏的國民政府法律文獻甚為豐富。清華由于有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作為支持,采購了數量極為豐富的英文法學藏書;許多國內稀見的20世紀上半葉的法學名著,均有收藏。最可珍貴是法學所圖書館還收藏有中國近代著名法學家沈家本的手稿3998冊。其中包括十余種未刻作品的手稿。從1996年開始,法學所組織研究人員陸續整理出版。這批藏書不但極其珍貴,而且數量也極為龐大,達三十多萬冊。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法學所圖書館的一大任務就是整理這些接收的圖書。在短短的一兩年工夫里(1958-1960),法學研究所的資料文獻基礎從一窮二白,迅速在國內名列前茅。可以說,這直接決定了法學研究所在國內學術界的領先地位。

  但我們似乎很少想到張友漁為此付出的努力,更不思考其對法學所學術研究的重大意義。我們許多人直覺的認為這完全是出于中央的行政命令,同當時高校合并一樣,行政命令要求當時所有的法學藏書都收藏到法學所。事實上,這大都是張友漁自己爭取來的,并非上面的安排。比如清華的法學藏書,在1952年院校改革之后,一直存放在清華圖書館里,無人問津。國務院的法制工作委員會撤銷時,許多部門想的都是去占房產,并沒有幾個機構想去“搶”那些破舊古書。按理說,當時的中央政法學校也是完全有資格去接收的,但是都被張友漁搶占了先機。這不禁讓人想起漢初的蕭何。

  張友漁作為法學所的第一任領導,在這些事情上的敏感,幾乎注定了法學所五十來年的命運。許多人都知道法學所的法律史學科主要是依托這些藏書才建立起來的。其實,其他學科也受惠于此。據梁慧星先生回憶,他在法學所讀研究生的時候(1980年前后),謝懷栻先生曾經親自帶著他,到地下書庫找民國時期的民法論著研讀。在2003年接受《私法》主編易繼明的訪問時,梁先生更坦言,他的知識結構里有很重要的一塊是民國時期的法學知識。這一部分至少有一大部分是來源于法學所的古籍書庫。其實像梁老師這樣的學者不在少數。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是否可以說:法學所收藏的國民黨時期的舊法著作,是八十年代初期法學所的學術研究能夠迅速恢復并領先國內的一個重要條件。

  實際上,還有好大一部分館藏沒有得到應有的充分的利用。比如清華的外文著作。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的法學著作,如龐德、霍利非爾德的著作,在我們的法學所書庫里都有著很好的收藏;而且多是第一版。最近徐國棟先生在“羅馬法教研室”網站上談到的偽滿洲國民法典,其實法學所圖書館也均有收藏,而且是所有六法全書和地方例規。

  張友漁是一個讀書人,更是一個高明的領導者。他看到了建立一個研究機構的關鍵在哪兒,重點在何處。在人才上,他沒有力量越雷池一步,去吸收舊法人員進法學研究所,但是在圖書資料方面,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則極其的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大膽地兼收并蓄。他積極收藏的各類法學藏書,奠定了法學所的研究基礎,可謂功德無量。

  毛澤東的四大秘書之一的田家英曾經有詩說自己是“十年京兆一書生”。他其實是有許多不得志的感慨在里面的。嗣后,他的書更被康生、陳伯達等霸占,沒有發揮什么作用。我現在借這句詩,概括張友漁在法學所的經歷(張任職有二十年,其實真正辦事的不過十年左右),卻是反其義而用之,希望也是合適的吧。

  謹以此紀念張友漁先生!

文章來源:中國法學網
發布時間:20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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