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錯位”及百年政改歷史反思
作者:袁剛  
    摘要:  戊戌維新由“變政”演成“政變”是歷史的“錯位”。維新派本應占據思想輿論制高點,以公開合法新的政治行為方式持續推進以國會為中心的憲政改革,卻因焦躁選擇了舊式宮廷政變形式,企圖借皇帝之力一舉而定乾坤。戊戌變法是近現代中國第一次對傳統專制政體進行結構性變革的嘗試,雖敗卻揭開了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序幕,是百年改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改革高潮及最出彩處不是百日維新那百張詔諭,而是此前開放黨禁報禁放開言論允許自由結社。思想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打壓思想異見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樹立憲法權威摒棄傳統權術宮廷政治,搭建憲政平臺各派依憲博弈,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才是現代政治的常道。
    關鍵詞:  戊戌變法 強學會 時務報 思想解放 仿行憲政

1898戊戌年康有為曾向光緒皇帝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所謂“變政”,指改革,但不是一般意義的改革,乃指政治體制改革,用之以描述戊戌新政,意涵似比“變法”二字更確切。目標模式乃日本的明治維新,康謂:“我朝變法,但操鑒于日本”。康有為上光緒帝第五書所獻“三策”之二即:“大集群才而謀變政”。然戊戌“變政”竟演成了一場“政變”,歷史發生“錯位”,并沒有達成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效,其經驗教訓尤值得總結。近年來新史料的發掘甄別,使人們對政變的來龍去脈、性質、責任及后果,又有了許多新看法。若拉長時段來重新考察,對其中許多人和事的評價或許會和先前不一樣,可能悟出一些長期被忽略的常識性道理,得出一些新結論,或許能為我國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資鑒和警示。

一、戊戌變法是近現代中國百年改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提起戊戌變法,一般都會說“百日維新”,即晚清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間那場短暫改革。其實,晚清改革一直都在進行,此前有持續30多年的洋務新政,此后有清末10年新政,百日維新較之其前其后兩次改革,力度成效不一定更大,其本身乃是近現代中國百年改革歷程中的一個環節。而說起改革背景,則不能不提甲午(1894)年慘敗于東洋日本,割地賠款,讓國人泣血錐心。這極大地刺激了清廷,年輕皇帝被要求學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激昂的復仇情緒成為深化改革的驅動力。

先前有一種對戊戌變法的人為誤解,似乎改革只是“百日維新”那103天,此前就停滯不改革,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反對一切改革,光緒皇帝想改改不動。其實,慈禧、奕䜣、榮祿等滿族皇親不一定就頑固守舊,先前他們對曾國藩、李鴻章主辦的洋務新政是全力支持的。光緒帝早在1887年17歲時已名義上親政,1889年光緒帝大婚,慈禧撤簾歸政,曾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茍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可見太后并不頑固阻礙改革。甲午慘敗后清朝野上下對深化改革更形成共識,最高統治層對社稷危亡憂心忡忡要加大改革力度,改革實際上也一刻都沒有停止。如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發了一道上諭:“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袁世凱主持的“小站練兵”在1895年就已開辦。甲午戰爭中清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湘、淮陸軍也潰不成軍,敗后清政府馬上重整軍備,是非常及時且完全必要的。而袁世凱采用“西式操練”,編練的是不同于舊軍的“新軍”,且卓有成效,又怎么能說不是改革呢?所謂“改革必以練兵為先”,此其謂也。

其它各方面的改革也都在推行,而尤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統領下的湖北,湖南巡撫陳寶箴統領下的湖南最著聲績。如1898年2月湖南仿西式警察及上海租界巡捕成例,設保衛局,職能似巡警,但由“官、紳、商合辦”,“紳議官辦”,頗具地方自治色彩。“百日維新”時光緒帝所下百余詔書敦促操辦的改革事項,多數在湖南、湖北早已推行,并非要等到戊戌年皇帝下詔才改。張之洞和袁世凱也由此成為繼李鴻章之后最具改革才干的大吏。

袁世凱當時只有30多歲,年輕有為,屬破格提拔,這本身就體現出一種改革精神。袁世凱并非科舉正途出身,其得到超拔是由于在朝鮮及甲午戰爭中表現出的非凡膽略和才干。袁20來歲以幕僚身份到朝鮮,一干12年,26歲即任清駐朝總領,其副手是留學美國歸來的唐紹儀,二人相得推心置腹,因而袁世凱處事具有世界眼光,多次以果敢奇策安定朝鮮內亂,為朝鮮編練新兵,遏制日本、俄國對朝鮮的覬覦。甲午戰前面對朝鮮危局,袁曾提出改藩屬為行省,戰后清廷上下痛責李鴻章,而認定袁治朝策略或更高明。已從北洋大臣位上退下的李鴻章及繼任者榮祿,都賞識袁世凱,要提攜培植為北洋事業的繼承人。

1895年8月2日,光緒帝曾召見袁世凱,征詢改革方案。20日袁上交了13000字的建議書,分儲才9條、理財9條、練兵12條、交涉4條,涉及面極廣也很有創意。他主張學習外國變更舊法,并提出具體改革策略,如理財9條即包括鑄銀錢、設銀行、造紙幣、振商務、修鐵路、開礦藏、辦郵政、造機器、飭厘稅等事項。其“儲才”中有“設立館院”一節,與戊戌變法時開辦京師大學堂的措置差不多。這說明甲午敗后清廷上下對除舊布新“變法”有相當基礎,取得了相當的共識。

從張之洞、袁世凱等能吏所辦或準備操辦的事業,及光緒帝“百日維新”下詔督辦的改革事項看,都還只是洋務新政的繼續。洋務運動30年也涉及軍事、經濟、教育、政治等多個層面的改革,但從未涉及政體。戊戌變法則涉及到了政體,是近現代中國第一次試圖對傳統專制政體進行結構性變革的嘗試。而這絕非張、袁及李鴻章等體制內洋務高官所宜言,乃是由在野的康有為、梁啟超等倡導,進而感染年輕的皇帝,終于在戊戌年“詔定國是”,大張旗鼓地宣布了變法。

康有為、梁啟超才是戊戌變法的風云中心人物,但變法是在光緒皇帝領導下進行,且有一個醞釀的過程。從甲午到戊戌有4年光景,其間改革一直沒有停,如1897年各地已辦新式學堂17所,5月27日開辦了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為鐵路及工礦建設融資,由盛宣懷主持以本國力量開始建筑蘆漢鐵路(蘆溝橋至漢口),中國的鐵路網建設自此鋪開。但改革還是沒有涉及政治體制,對改革政體的呼聲于是一浪高過一浪。日本因變法而強打敗大清,震動朝野,李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時就與對手伊藤博文說:“日本非常之進步足以使我國覺醒。我國長夜之夢,將因貴國的打擊而破滅,由此大步進入醒悟之階段”。夢醒后怎么辦?當然是深化改革。怎么改呢?敵國東洋日本就是現成的榜樣,即推行全方位變革。戊戌變法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模仿日本明治維新,是一次政治體制改革,其鼓吹最力者是康有為、梁啟超。

所以我們研究戊戌變法,不能僅看戉戊年,更不能僅盯著百日維新那百張詔書,要全面看甲午后的朝野輿情,要拉長時段看洋務運動以來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化轉型變革。戊戌變法雖時間短促,但意義重大,其不同于洋務新政的關結點,就在于改革由“器物”層面上升到了“制度”層面,是近現代中國百年改革鏈條中的重要一環。

二、甲午戰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康梁掌握維新話語權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改革是一個持續百年的宏偉事業,其最初乃起始于晚清的洋務運動,指導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1840年和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迫使清朝開始放下身段“師夷”興辦洋務,然其向西方學習只停留在“器物”層面,重在堅船利炮,其它方面則淺嘗輒止。30年洋務的樣板--北洋水師,在甲午一戰覆滅,實際上宣告了洋務新政的破產。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改革既不起作用,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甲午海戰的戰敗似乎應征了:國不在大小,維新立憲則強。于是,整個社會潮流最終演變為一場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變法圖新運動。

甲午慘敗后清廷上下彌漫著悲壯氣氛,對變法維新有緊迫感,認為世變日亟,治世之法必須適應潮流。清最高統治層也積極推動并實際領導了改革,大家都處心積慮于挽救危亡,政治風氣為之一變。最突出的表現是,朝廷放松了思想輿論的控制,允許“處士橫議”,這其實就是深化改革的措施之一。

思想觀念的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馬關條約》簽訂時,十八省舉人“公車上書”,翰林、譯署吏士連銜合詞呈訴,群情激憤,掀起了很大的思想波瀾,廣東士人康有為、梁啟超脫穎而出。于是,很快出現了一輪思想解放運動。

康有為是一個頗具領袖欲的讀書人,他少習經世之學,披覽過傳教士譯介的西洋法政史地書刊,早在1888年就曾上書要求維新,不久刊布《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為變法營造理論,試圖主導輿論,爭作士林領袖。康宣布儒經《周禮》、《春秋左傳》、《古文尚書》等是“偽經”,乃西漢末劉歆為助王莽纂漢而偽造,是“莽新”之學。又附會《春秋公羊傳》,穿鑿“公羊三世說”:君主專制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升平世”,民主共和為“太平世”,宣言現在正是升平取代據亂之時。康的學說在學術上漏洞百出站不住,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卻猶如刮起一陣颶風,如“火山噴火”,產生極大震蕩。康有為是要把維系兩千年傳統專制政體的理論基礎連根拔除,同時,卻又打著孔子的旗號“托古改制”,指陳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符合“圣人之道”,為維新變法提供歷史理論依據,做孔教之馬丁·路德。

康有為曾前后8次上書朝廷,廣東青年孫文也曾上書李鴻章談改革,其他上書著書者更不計其數,如鄭觀應著《盛世危言》。由此在甲午后形成一股士民問政論政風氣,并催生出許多民間社團,探求國是,辦刊辦報,使士林知識界擺脫長年禁錮,思想意識獲得極大解放,“人思自奮,家議維新”,民間社會更具思想活力。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研討國是,探究政治,出版《萬國公報》,不久又組織上海強學會。梁啟超說:“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雖不足半年即遭封,但創辦學會的熱潮不可抑止,連達官顯貴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也加襄助。1897年康有為到桂林與岑春煊、唐景崧開圣學會,返京后又邀各省旅京人士開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等。接著讓御史李盛鐸發起保國會,御史黃桂鋆彈劾,光緒帝竟不置問。

康有為揚言:“泰西所以富強之由,皆由學會講求之力”。譚嗣同更呼吁:“今之急務,端在學會”。到1898年各地興辦各類學會70余,如不纏足會、戒鴉片會、算學會、農學會、法律學會、工商學會、勵志學會、雪恥學會、匡時學會等。保國會還在各省辦分會,交結大臣,聲勢浩大,以致“學會林立,萬眾沸騰”,御史潘憲瀾再彈劾,軍機大臣剛毅請查禁,光緒不許。后禮部尚書許應骃、御史文悌先后上疏,劾康有為組織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光緒仍不為所動,文悌卻因此革職。中國皇帝對集會結社采取如此寬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此應視為政治開放的前兆,其本身即是傳統專制政體的松動和改良,是“新鮮事物”,“為以往的歷史活動家所未能提供的新的東西”(李文海語),是意義深遠的改革。誠如譚嗣同所言:“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也”。

允許辦報,對自由言論的容忍,更是了不起的改革。中國自古沒有自由辦報的傳統,官辦邸報只是在官府中傳閱,近代西方傳教士在港澳租界辦報刊,發行量有限,讀者很少,政治上沒有影響。戊戌前出現了士人辦報熱潮,1895年強學會在北京刊出《中外紀聞》,1896年8月上海辦《時務報》,梁啟超在創刊號發表《論報館有益于國是》,論說“設報達聰”,開啟民智,“去塞求通”,溝通上下。梁又發表《變法通議》、《論君政民權相嬗之理》等一系列鼓吹變法的文章,影響巨大,曝得大名。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報刊議政遂形成風氣。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報》,梁啟超說:“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模”,又說:“故強國以議院為本,議院以學校為本”。這年民間學會、學堂和報館已達300多個,光緒帝還將《時務報》改為官辦,并勅各地仿辦,諭“中外時事,均許據實倡言,不必意存忌諱”。這是相當開明通達的改革措施,是明顯的文明開化進步!千年來禁止士民結社論政的戒律輒被打破,政治參與空前高漲,意義非同凡響。我認為其突破性意義并不在此后光緒帝頒布的百余詔書之下,猶如千年傳統專制禁錮政體被打開了若大的天窗,讓一束陽光照射進古老的中華大地,摧生現代自由民主之花。

其時士林求變心切,還在甲午戰爭結束前夕,任職北洋行營的鐘天偉就向李鴻章遞《救國十大意見》,后馮桂芬著《校邠廬抗議》,何啟、胡禮垣合撰《新政真銓》等,都主張學習西方,深化改革。政治制度上他們看準了英國的巴厘滿(Parliament)國會,對此魏源、王韜等早有介紹,認為可由此“通上下之情”,形成“群”力,行“君民共主”。時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直呼仿泰西設議院,在華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也勸說變法,盼清廷設西學科,用西人為顧問。1895年科舉發榜,康有為得中進士,授職工部主事,他一再上書請及時變法,下詔求言設議院,通下情以圖自強。1896年梁啟超在《時務報》刊文稱:“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問議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很明顯,政體改革就是引進西方憲法、國會分權制衡機制,以君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然目標仍是國富兵強,而非自由民主,這迎合了皇上的口味,也避開了反對聲浪,使康、梁很快搶占輿論制高點,掌握了變法維新的話語權。

沒有思想解放就沒有改革。李鴻章在二次鴉片戰后審度時勢,指陳中華危亡空前,提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變局說”得到了朝野認同,從而推進了洋務運動。甲午慘敗后,曾留英學海軍的嚴復于1895年編譯《天演論》,將“變局觀”推進到“進化論”,提出“自強保種”,敲響祖國危亡的警鐘,造成的思想震撼更為巨大。該書1897年在天津《國聞周刊》連載,1898正式刊刻,康有為評說:“《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當時中國正被列強瓜分,康分析沙皇俄國于中國扼吭拊背,乃清心腹大敵,提出聯英、日以制俄策略,對日本化敵為友,上書請“不妨以強敵為師資”,這在當時乃驚世駭俗之論。而在“世變之酷”保國保種的吶喊聲中,改革思潮日趨激進,從“師夷”到“師敵”,由學習西方歐美,轉為學習東洋日本,希望中國也搞一次明治維新,象明治天皇那樣一舉“變政”定乾坤。黃遵憲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日本國志》流入宮禁,光緒皇帝深為所動,命進呈康有為所著《日本變政考》披覽。康則專門編輯《日本會黨考》,附之一并進呈,建議光緒帝“推廣社會,以開民智而激民氣!”推動激進變革。

然改革并非簡單易行之事,雖有改革共識,卻也有輕重緩急路線之爭,有難以觸動的老朽既得利益集團,需要顧全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出現激進和穩健兩種不同思路。1898年是變法的高潮也是論爭的高潮,在嚴復刊布《天演論》的同時,這年張之洞也發表《勸學篇》,袁世凱則石印《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倡導務實穩健改革,影響也很大。張之洞后來追述:“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張也力倡學習日本,并不反對西學憲政,日人福澤諭吉明治維新時亦作《勸學篇》,提出“脫亞入歐”,在日本也引發了新舊學論爭。張經深思熟慮,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既批“守舊”“不知通”;也批“菲薄名教”“不知本”,主張在不棄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接受西學。光緒帝認為“持論平正通達”,諭令“廣為刊布”,《勸學篇》于是成為“欽定維新教科書”。這亦可視為改革話語權的爭奪,何啟和胡禮垣立即撰《勸學篇書后》予以駁斥,嚴復更批其“體用兩橛”,理論混亂。其實,張之洞對新舊學的看法與康有為并無本質差別,激進和穩健亦各有道理,改革時不我待,需要在思想上、理論上有所廓清,以讓人心明眼亮,有所奔頭。此時士人精英思想解放,敢著書立說放言改革,帶動了整個上層統治集團的觀念轉變,出現初步的思想競爭博弈局面,這是極可喜的,其本身就是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但如何繼續擴大思想解放成果,如何凝聚改革共識,將各方好的策論意見吸收落實為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并能卓有成效地貫徹執行,才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否則,就難免流于空談。

三、變法維新演成舊式宮迋政變使變政改革中殂

思想解放觀念轉變所迸發出的改制力量是很大的,但改革轉型期尤需正確理念加堅強領導力,需要有能人把改革理念細化為政策條規加以實際操作執行。可惜當時清廷中樞虛弱,帝后權威二元,宰輔缺位。經驗豐富有才干的老臣張之洞長期坐鎮長江中下游,1894年《馬關條約》規定日本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設廠,為抵制日人,張之洞乃決定搶先建紗廠,南通集資興辦事宜請當年拔得科舉頭籌的張謇擔任,結果很快造就出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及其東南一片產業。張之洞的深謀遠略及領導力由此可見一斑,亦為士林歸心注目,但卻遭到“帝師”翁同龢忌妒,未能及時入輔中樞。李鴻章則因甲午戰敗遭“連銜折劾”,引咎外放廣東。恭親王奕䜣在1898年5月改革關鍵時刻病故,不幾日翁同龢亦告老還鄉,清廷中樞一時竟無老資格的宰輔大臣。時曾任日本首相的老對手伊藤博文來京,“頗瞰中國無人”,有傳言說將聘伊藤為相,光緒帝也接見了他,結果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慮。

中國古代王朝政治是宮廷政治,宮闈深不可測,其特點就是爾虞我詐,不講規則。清光緒帝4歲登基,長于宮禁,既無實際政治歷練也無實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君位懸虛。光緒對老師翁同龢“眷倚極重”, 翁書生也力主改革,卻“以菲才而當樞要”。1895年6月,光緒帝令陳熾起草新政詔書12道,交恭親王奕䜣頒布,奕䜣竟不從。帝所寵珍妃之兄侍郎志銳及其師文廷式,陰助帝交結宮外志士,聯系士林領袖康有為,尋求體制外的支持。但次年珍妃遭慈禧杖責,太監寇良才問斬,文廷式、志銳與狀元張謇等被目為“翁黨”遭貶斥,宮闈關系日見緊張。

然宮內宮外是兩重天,康有為、嚴復等雖授有下級官職,卻不任職身份較自由,可謂自由知識分子,屬體制外,高談闊論可無所顧忌。而現代政體改革轉型,就是要將神秘無序的宮闈政治,改為陽光有規則可循的精英政治或大眾政治。光緒帝很欣賞康有為,想召見他卻限于宮禁禮數而不果。但改革刻不容緩,1897年底德國借口山東曹州教案侵占膠州灣,竟擄去清軍提督章高元,清廷托俄使言和,猾黠的俄國人卻乘勢強租旅大,接著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列強“瓜分豆剖”,形勢逼人,再不全面改革,不啻坐以待斃。到戊戌(1898)年,變法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光緒帝于1月24日就變法事讓軍機大臣在總署召對康有為。29日康有為上《統籌全局疏》,指陳“現萬國之勢,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請取法日本明治維新,以“雷霆霹靂之氣”,“成造天立地之功”。他請光緒帝立行三事:一、大集群臣于天壇,詔定國是,除舊布新;二、設上書所于午門,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三、設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數十人入值其中,皇上每日親臨,損益庶政。論其實質,就是要大張旗鼓地改變舊的政治決策和參與機制,用現代新式陽光政治取代舊式宮廷政治,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康有為的多次上書同時在報刊上公開刊布,使他獲得很大聲望。

所謂“大誓群臣”,就是要在廟堂搞一個公開隆重的儀式,鄭重其事地宣布改革,進一步激發輿情,以將改革引向體制縱深。設“上書所”許“天下士民上書言事”,則是進一步放開言論,解放思想,為改革指明方向。設“制度局”于“內廷”,選改革精英數十入值,為改革作“頂層設計”,以便于改革自上而下有條不紊地推行。2月28日康有為又代御史宋伯魯擬《請設議政處折》,再次強調設立專門議政機構的重要性。可以說1898年的改革形勢很好!上上下下改革的呼聲很高,如果能在思想輿論上做足功夫,促使守舊官員轉變觀念,減少疑慮和阻力,凝聚改革共識,帝后多溝通,利益牽涉面大的人事調整能循序而進,則改革或可步入正軌。

然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這年光緒帝28歲,大婚親政11年卻并沒實際主持政務,此刻卻以激憤之情開始激進改革。6月11日帝頒詔“定國是”,宣布變法,而并未在天壇“大集群臣”搞一個隆重儀式造勢,事先也未請示太后,甚至未召重臣開御前會加以商討,只是使人轉告慈禧:“兒不能做亡國之君,如不付兒全權,寧愿讓位”。慈禧雖生氣卻也表示“決不阻擋”。16日光緒短暫召見了一下康有為,職務由工部主事平調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以后就再也沒見面。組織上任用軍機處“小章京”譚嗣同、揚銳、林旭、劉光第等,“賞加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事宜”,協助他在百日里發布了110多件維新諭令,內容包括教育、軍事、經濟、行政諸多方面,如廢八股、開學堂、練新軍、辦實業、筑鐵路,采礦藏、裁冗員、添設新機構等。這些詔書其實新意不多,不少改革事項如編練新軍或早已推行,或正在醞釀,包括京師大學堂也早有朝廷重臣老臣在籌辦。時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名列強學會,張之洞則捐金5千辦強學書局,刊行書報譯書,不久強學書局改為官書局,變法期間官書局改為京師大學堂,由孫家鼐主辦,李鴻章對此也出力不少。所謂地方大吏惟湖南巡撫陳寶箴力挺變法的說法也不靠譜,實際上陳氏在變法前就一直在力推新政,而不待皇帝詔書也。改革上諭頃刻間如立體轟炸,涉及面既寬,多無操作性,如何執行落實卻不管。有一些新政諭令因時機尚不成熟無法推行,或根本就不宜推行,如“命各省力行保甲”等,讓管事大臣地方督撫無所適從,以致怨聲載道,告到慈禧那里,太后也搖頭說皇帝在“瞎胡鬧”。 太后迅即采取反制措施,迫令帝師翁同龢開缺回籍,任榮祿為直隸總督,掌控近畿軍隊。

最后的結局令人心酸,9月21日慈禧太后斷然中止了皇帝的“任性亂為”,使變法中殂,“百日維新”前后歷時僅103天。光緒自后被囚禁于瀛臺,太后重新垂簾訓政。論者賭咒葉赫那拉氏發動宮廷政變,賭咒頑固守舊勢力阻止改革。但近年來史料考證是康黨先圖發動政變,有“圍園殺后”陰謀,太后的政變是自衛反制。康黨畢永年后撰《詭謀直紀》,暴“兵劫頤和園”計劃,讓他充當殺手“成濟”。袁世凱《戊戌日記》述9月16日受光緒帝召見,18日夜譚嗣同矯旨要袁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圍太后。康有為《自編年譜》則言要袁世凱“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殺榮祿,除舊黨”。結果事敗譚嗣同等“六君子”反被誅殺,變法維新演成血腥政變,情節驚心動魄,又撲朔迷離。康、梁出逃后斥袁世凱“告密”招致變法失敗,讓袁背了百年黑鍋,現在多數學者認定袁往天津向榮祿匯報前,慈禧已經回宮出手,并認定光緒帝并未與聞“圍園殺后”圖謀,袁的密告非政變起因。有人推測袁世凱在會譚嗣同的當晚即往“慶邸”奕劻處告密,卻僅是推測而無任何證據。但即便是密告榮祿也已使事變情勢加重,以致流血。而譚嗣同則不怕流血,據說他曾與俠士大刀王五“謀救皇上”,不成也不逃走,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乃題詩:“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后人論”。赴死時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父譚繼洵官居湖北巡撫,嗣同乃高宦公子,舍生取義如此從容,的確令人仰慕。

康、梁則在外國人幫助下出逃,梁啟超更是直接進入了日本使館,曾邀譚嗣同去,不從。脫離險境后,康有為接受外媒采訪,編造帝后黨爭宮廷博弈“內幕”,對慈禧進行人身攻擊,詭稱有密詔在身,請外國救助皇帝恢復權力。康并夸大自己在變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謊稱光緒予他“專折奏事”,對他“言聽計從”。以往史家偏信康、梁敘述,然梁啟超自己后來卻承認所作《戊戌政變記》有假,“難免將真跡放大”。康有為《戊戌奏稿》經考證并非戊戌真跡,乃1911年偽作,康《自編年譜》也多有故意篡亂史實之處。康有為并非對歷史負責任的老實人,更非后人所稱一代儒宗“南海圣人”,政治上搞了不少小動作。梁啟超后來評說,康先生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采用的仍是傳統權術。清室重臣視康“意甚險惡”(張之洞語)、“居心叵測”(翁同龢語),“辯言亂政”(榮祿語),“斷非端正忠愛之人”,不甘于只做士林領袖宣傳家,而期帝師中樞宰輔。翁同龢即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康上下結交,活動能力超強,資歷未達,就采用代擬奏折的方式以達天聽。對于先前鼓吹的開國會、伸民權,變法時卻認定是“取亂之道”,徑改為“尊圣扶教”,而“惟有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希望光緒從慈禧手中奪回權力,不做傀儡要當真皇帝,1895年康有為給皇帝的《上清帝第三書》,就已經定下了以黨爭而不是以維新來打動皇帝的策略。康在折子里說:“下層小官僚、普通百姓和知識分子中,有才能而且忠于陛下的人相當多,但陛下所了解而又能夠任命的有幾人?破格提拔的又有幾人?隨侍左右,能供陛下隨侍與之討論商量的又有幾人?不分晝夜陛下能夠隨叫隨到的又有幾人……”,從而“構亂兩宮”。戊戌維新演成宮廷政變,康黨實亦脫不開干系。

四、確立憲法權威依憲治國才是現代政治的常道

戊戌政變的后果相當嚴重,譚嗣同等“六君子”血濺宮門,帝后自此形同水火,到1908年慈禧死前1天,竟先將光緒帝毒死,“兩日連遘大喪,海內震動”。宮廷陰謀致中樞跌宕直接引發了政治動亂,慈禧想廢帝因列強不許,乃引民間“扶清滅洋”力量進京,導致1900年“庚子拳亂”,首都也被八國聯軍攻占。但空前的國家危亡卻也使朝野上下再一次形成改革共識,1901年在結束逃亡回京的路上,慈禧戲劇性地以光緒帝名義發布了改革上諭,自后推行了內容遠超戊戌維新的長達10年的新政改革。

事實證明,慈禧太后也是可以支持改革的。教科書所謂除京師大學堂外,所有戊戌新政都被廢止的說法并非事實,廢止的不是新政,而是那如雪片飛來卻不考慮如何執行的110多份詔書。如早已推行的新政編練新軍就一刻也未廢止,除陸軍外,海軍也在重建,而這絕非百日里發上百通詔書所能完成。改革是持久艱巨而偉大的事業,有許多深入細致的工作要做,靠宮廷陰謀來加快改革進程,結果是事與愿違,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譚嗣同式流血犧牲亦于事無補。

慈禧太后固然是保守的舊式人物,但作為當家婆她不能眼睜睜看著大清虛弱而覆亡,在不變法不足以自存的危亡時刻,太后及清室老朽也會轉變觀念。所以,當嚴復《天演論》出版時,慈禧也即成熱心讀者,并加點贊。任何社會行動都以思想為先導,保守觀念轉不過彎時,就會頑固阻擊新生事物,變法維新就會遇到強大阻力,皇帝老子下詔也無濟于事。應該說當年維新派對輿論宣傳及重構意識形態是相當重視的,但僅僅只是開了個頭而力度不夠,遠沒能使掌權的多數舊官僚轉變觀念。啟蒙工作本應繼續做,若康有為不染指權力,在體制外主導輿論當教主,變政工作由清帝領導改革派官僚具體去做,效果可能會更好。后來梁啟超逃亡日本主編《新民叢報》,所起作用就超乎尋常。可惜戊戌年思想解放的大好局面,因政變而毀于一旦。清廷因此前“報館林立,肆口逞說”,致“惑世誣民,罔知顧忌”,著即令所有報刊一概停辦,所有學會統統解散,在會人等一律治罪。并飭官府嚴拿各報主筆,務“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重開思想專制是最大的倒退,是對戊戌維新的最大損害,愚昧的拳禍由此釀成,革命黨也由此漸成氣候。

好在慈禧頭撞南墻尚能知悔,國家殘破的慘烈現實也警示了頑固派,不變政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并開始籌辦國會,顯然,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企圖“變政”,其舉措已大大超出戊戌新政。康有為在戊戌年以“舉國聾瞽”為由反對開國會,而清預備立憲詔發出后官紳各界發起的“速開國會”請愿卻漸成高潮,1911年春康發布經改篡的《戊戌奏稿》,錄有署時“戊戌六月”的《請定立憲開國會折》,有“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等語,似乎戊戌維新時已有即時移植西方憲政搞三權分立的規劃,但學術界考證此折乃康有為作偽。康的作偽不只關系其個人品質,也關涉到戊戌變法性質的論定,如果戊戌維新根本就未涉及國會、立憲等西政關鍵,那還能說是“變政”,是政治體制改革嗎?康有為進呈《日本變政考》時,還呈有《俄大帝彼得變政記》,此“變政”則不涉憲政。百日維新所發百余道詔諭雖涉及面廣,卻半點立憲措置也沒有,這樣來看戊戌維新與清末新政性質上能相比嗎?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戊戌變法不能孤立看百日維新,它是近現代中國百年改革浪潮中的重要一環。在甲午慘敗列強豆剖的危亡局勢下,戊戌變法是想大變、全變、急變,是想一變而扭轉乾坤。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變法變政就是要全面拋棄舊式極權專制的“秦政”,移植西政,全方位改變體制機制,這一點就鼓吹者和執行者來說,都是毫不含糊的。康有為《日本變政考》中所謂:“變政全在定典章憲法”,目標是日式君主立憲,當時稱之為“君民共主”。不僅康、梁對移植西方國會憲法體制大肆鼓吹,當時許多洋務知識精英也有大量著述,光緒帝對日本因變政而強的羨慕也是由衷的,對變政有急切感。百日維新之所以未涉及國會、憲法,的確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但變法的政體目標為君主立憲無可置疑,誠如康有為所論,是由“據亂世”進到“升平世”。在戊戌維新思潮形成之際,梁啟超《變法通議》有一段話曾傳誦四方:“大勢所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戊戌變政雖驟然失敗,實開啟了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序幕,是清末新政的先導。而清末十年新政后期雖循序推出預備立憲,卻也失敗了。移植憲政快也不行,慢也不行,清亡后的共和立憲,也以失敗而告終,說明中國民主憲政之路的確坎坷,我們也就不要對戊戌變政所得太過苛求,而應更多總結經驗教訓。

給康有為等維新派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是荒謬的。從歷史發展的自身脈絡看,鴉片戰爭后的中國在西力沖擊下要自存自強,學習西方改革維新走現代化之路是歷史必然。洋務新政即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改革,但僅停留在器物層面,而其引進西學西藝就己引發了新舊之爭,修好的鐵路竟被拆毀。當洋務新政的樣板北洋水師被東洋人全殲后,以日為師引進西政,改革由器物上升到制度層面乃勢所必然,戊戌維新是政治體制改革,引發的新舊博弈就更加劇烈。有官員奏請光緒帝游歷日本,“以知日本崛起之由”,遭上峰守舊官僚壓制,帝大怒竟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及侍郎堃岫、溥暹、徐曾灃、曾廣漢等6人一并革職。接著皇帝下詔除冗員,要廢八股,裁撤舊機構,使舊體制一干人等悽悽惶惶,紛紛到西太后處哭訴告狀。戊戌變法不是資本與地主間的階級斗爭,而是秦政與西政間的新舊博弈。維新派挾皇帝之勢推行激進改革,舊體制官僚依太后之威進行反撲,使新舊對抉過早攤牌,當光緒帝唉嘆“朕位幾不保”時,康黨竟鋌而走險,謀劃“圍園殺后”,最終使變政演成政變。

宮廷陰謀是舊式王朝政治的常態,是現代民主憲政的對立物,維新派用舊式宮廷陰謀來變政,結果適得其反,事后康、梁對此也很忌諱。而在康、梁變政前夕,袁世凱曾提出不同思路。1897年12月30日)和98年1月16日,袁曾兩度向中堂翁同龢遞呈變法說貼,認為中國舍變法不足以自強,其步驟“似宜先遴飭二三忠誠明練督撫,姑參仿西法,試行變革,于用人、理財、練兵三大端責其所為,不以文例相繩,不為浮言所動,期以年限,專責貴成,俟有成規,再迅飭各省循法推廣”。即在兩三個省先行試點,俟有成效再向全國鋪開,搞漸進改革,而“斷不可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國家繁劇”。對“勛舊疆臣”,也未便一概屏棄,“可厚祿以養之,崇秩以榮之”,適當安撫,以減少阻力。與康有為同受光緒破格召見的刑部主事張元濟,在所上《痛陳本病統籌全局以救亡之折》中,也主張有條不紊地漸進改革,反對不切實際一意孤行的激進變革。可見中國不乏智謀之士,只可惜歷史不慎還是走進了另一胡同。

與傳統專制政治相對立的現代民主政治,是多元競爭又互相包容的陽光政治,其重要特點就是允許異見,允許反對,各派勢力對權力的爭奪都以文明手段進行,在既定規則下公開論辯,票決定策。不能說頑固守舊就十惡不赦,保守勢力也可結黨發表政見,并與激進力量達成平衡,國會即是各派力量博弈的平臺,所以晚清稍有些西學閱歷的知識精英,都竭力鼓吹“開國會”,憲法則是政治博弈的最高規則。“變政”既是“秦政”與“憲政”的體制機制轉換,因牽涉利益結構和深層的文化慣性力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康有為放棄深入細致的說服協調工作,試圖以一場宮廷政變一舉而略定大局,是打錯了算盤。伊藤博文在見光緒帝前稱:“將告之改革不可圖急,徐徐為之”。秘書中島雄二亦擔心康有為處事輕率,可能會引起混亂。本來清朝官僚階層多數是支持并響應“變政”改革的,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大吏都贊助強學會,但康有為唯我獨尊,非但不能團結大多數,反而四面樹敵,急切冒進視洋務派為絆腳石,最后墮入你死我活的宮廷政治而孤立無援。禮部主事王照親歷了戊戌年的波詭云譎,民國之后,王照曾經如此回顧戊戌維新的成敗關鍵: “自從翁同龢被罷之后,大臣抗拒新政的,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歡變法的,這個時候因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與他們結為一體,其實不過是為了自己的權利。我替皇上考慮,如果將主持變法的名義歸于太后,則皇上的志向可以實現,保守派也失去了靠山”。

陳寅恪先生追憶先祖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為戊戌時“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其先祖及先君陳三立皆非康黨,并不認同南海先生牽強附會舊瓶裝新酒的春秋公羊學,而是要直接“借鏡”西方。1901年張之洞致電劉坤一等,稱“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主張仿效英國搞君主立憲。為什么許多“歷驗世務”的清儒臣大吏思想轉得過彎,能自覺“頌美西法”,“參仿西法”,甚至慈禧太后最后也“仿行憲政”呢?那是因為中國落后連連挨打亡國不旋踵的慘痛事實,使人“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改革就是等死,會亡國滅種滅教!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所謂:“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鐵的事實和道理都明擺著,再頑固守舊也不能不加以面對。而改革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把這一切講明說透,以讓當政者義無反顧地走改革之路。而當改革與革命賽跑之時,對改革稍有遲疑即導致了辛亥革命爆發,使清朝覆亡既得利益集團老本蝕光。歷史是這樣的無情!對此那些以螳臂當車的極端頑固守舊分子,又能作何感慨呢?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對新思想新思潮的打壓乃最愚蠢而又徒勞的舉動。戊戌政變后清政府對報刊和學會嚴加取締,但政治異見者不久就在日本及上海租界創辦了新的政論刊物,公開直接地打出推翻清王朝宣言,并成立反清革命社團。《猛回頭》、《警世鐘》、《革命軍》在士子中瘋傳,清廷查禁不了,乃致惶惶而不可終日。思想解放的威力巨大無比,康、梁等維新派如果站在時代潮流的浪尖,執思想輿論之牛耳,在體制外同樣可猛力推進改革。可惜康有為領袖欲極強有政治野心,后來連弟子梁啟超也與他分道揚鑣。然憲政體制倒不在乎也無畏于野心家,袁世凱后來也證明有野心,新出史料甚至表明張之洞亦有取代清帝黃袍加身的想法,有野心可能也有大作為,轉型中國需要這種人。憲政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在憲政框架下職位公開競爭,“用野心對抗野心”(麥迪遜語),人人都要按憲法規則出牌,經過選民認可挑出有才能有事業心的人來“依憲治國。而以舊制度傳統權術搞你死我活宮廷陰謀,則因人而異不確定的黑暗政治將永無盡頭。可惜戊戌變法雖揭開了中國民主憲政運動的序幕,憲政體制新的政治博弈機制卻耗時百年始終無法確立,思想家的啟蒙宣傳及對戊戌政變的反思都遠遠不能到位。戊戌維新百年之后,我們還須努力于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變政”,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再繞圈子了,確立憲法權威,依憲執政,依憲治國,才是現代中國政治的常道。

作者簡介:袁剛,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中國憲政網
發布時間:201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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