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生活歷練了我
作者:朱維究  

原以為感性思維的神經已被沉積的歲月滌蕩無存,只是偏愛孤遠,唯愿獨享靜僻,在別人眼里那個特立獨行的我,不會再泛起感情的漣漪了。然而在畢業50周年特殊的日子,卻未能脫俗,同樣感傷時光流逝,嘆息歲月如梭。似時間的指針回轉,如思緒的記憶回放,初入校園的意氣風發和對青春美好的向往,仍然羈絆著,令我心緒難平。

韶華如水憶逝年,如何描述我這五十年呢?腦海閃現一幅幅畫面,眼前映出一慕慕場景,我努力地想理出頭緒,卻生平第一次對寫作,那本是聊以糊口營生的本事,產生了些許擔心。索性,想到哪里就寫到哪里吧,盡可能追憶這五十年的我和我的這五十年。

最“反動”的學生

多數人并不知道,習法弄政本非我最初志愿。文學、歷史、哲學和西方語言學,這些更自由、更活潑、更加生動的學科是我所愛。高考那年,我最中意的是北大西語系,卻因為一道課本注釋的小題失分,從此偏離最初的人生構想,改寫了我的人生軌跡。62級北京政法學院的學生,是歷屆入學錄取分數線最高的;當年很多學生都鬧過專業思想情緒,我卻沒有。只是純真地想,既然黨和國家安排我學習政治、學習法律,我就學,并且一定爭取學好,也必須學好。在校期間,認真閱讀西方政治學與哲學的經典,考試成績都是優。

優異的學習成績似乎并未給我帶來多少喜悅和心安,在政治過左的大環境下,文革開始前不到兩個月才勉強入團的我,總愛思考探究一個個為什么,讓領導同學費解,不知怎么就不討人喜歡。文革剛開始,就迅速被打成”反動學生”,被當做混進組織的“修正主義的黑苗子”。我的家也受牽連被抄。困惑中曾想,若不學習政治,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可以過平凡安穩的日子?然而嚴酷的現實是:這代學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體性磨難。

最終為我解惑的是父親,一位參加過北伐、親歷臺兒莊戰役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將軍,是他告訴我“政治的祭壇上,哪能沒有祭品?像彭德懷、賀龍、陳毅這樣浴血沙場的元戎,都可能成為中國歷史變革政治祭壇上的祭品,我們又算得了什么?個人、家庭、家族變遷,對于中國社會進步的整體進程來說,我們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整個國家能走上更光明的前途,走向更好的未來,當祭品還是值得的”。

如今回首,確也如此,亦自釋然。

離開學校的十二年

怎么來描述離開學校到文革結束這十二年呢?我想,“十次畢業分配不被接收、二年部隊勞動鍛煉、十年農村語文教師”算是一個凝練的總結吧。

很難有人想象分配十次未果該是怎樣一段經歷吧。因為“反動學生”的身份,我愛人一次次送我過去,又一次次被退回來,始終沒有一個單位愿意接收。當時的我只能堅強面對,讓歲月去淡忘那愁苦的滋味。深秋,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把我和這些未分配的人放到68屆畢業生一起去部隊農場勞動鍛煉,總算有了著落。在那里開始了吹著沖鋒號干活兒的勞動,插秧、割稻;種大田,耪長壟,我都干過。在部隊的兩年,我有一個信條:別人可以做的,我一定要去做,別人不能做和做不到的,我也要努力試著去做。所有的勞動,我都沒有落下過。一天可以插一畝三分田的秧,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部隊勞動鍛煉后,我再次分到兩年前該去的也是父親母親和妹妹趕回老家途中被審查吊打過的村子,在那兒教初中語文。因為沒資格教政治,從此自修師范中文系函授所有課程,邊學邊教,直到勝任高中乃至縣師范的語文課教學。幾年后,被調到第一年建高中班更小的村子任教,除教高初中語文、化學外,還要教一個復式班,是教小學幾個年級湊在一起的幾十個學生的體育課和音樂課。也就是在那兒,我學會彈風琴教學生唱歌。這段經歷不僅造就我成了一個多面手,也讓我熱愛上了教學工作教育事業。恢復高考后,我還教過一段高考補習班,其中有學生考取了滿意的學校,圓了自己的大學夢。

這些經歷讓我自信又欣慰,曾半開玩笑地說過:“細數起來,中國教育所有的教師崗位,除了幼教外,我都認認真真地站過崗,至今還未離開最后一站博士生導師、博士后流動站導師的崗位”。

這就是我一段難得的、也是有趣的經歷。

站在法學的講臺上

一朝春雷炸響,撥亂反正的春風吹來;中國大地氣象更新、萬物萌生。7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81年我調回母校憲法教研室,挑起了恢復行政法學教學與科研的重擔。從講授選修課開始,一步步走過來,并不容易。行政法從憲法中分離時,我作為行政法教研室第一任常務副主任,所有的科研教學都親自安排,還參與國務院法制局清理法規繁重的實務工作,我和為數不多的幾位教師一點點艱難地構建起中國行政法專業課的雛形和基礎。83年研究生教學工作開始,86年有了第一屆碩士畢業生。建博士點后,我和馬懷德教授成為學校最早的兩名行政法學博士生導師。博士后流動站建立,又成為不多的幾個能帶博士后的導師。90年,我調入比較法研究所,開始“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研究與思考。2002年,為了適應我校“法科為主多學科并進”的改革需要,主動請纓受聘政治與公共管理院院長,在任職期間狠抓高教資源的獲取,先后獲取了政治學二級學科博士授予權、四個學科的碩士授予權以及MPA的授予權。為了掌握我校政治學與管理學發展的主動權,及時申報并獲得了政治學、管理學教授的審批權。

關鍵時刻,不計得失,能夠為母校盡份職責,有所貢獻,足以令我欣慰!

迄今我從事法學公共管理學教學科研已超過三十五載,教過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早已逾百名,如母校的馬懷德教授、焦洪昌教授、薛剛凌教授,國家行政學院的胡建淼教授等,他們現在已經成為我國憲法行政法教學科研的中堅力量,躋身于當代法學名家之列。還有很多學生投身法律實務工作,已成為公安、檢察院、法院、行政機關、律師事務所等的業務骨干。

不知是我執著明晰宣示一以貫之的學術觀念,還是我身上達觀超然的學術氣質與不同的人格,吸引著致力于中國法治建設,特別是法治政府建設的莘莘學子們,希望是兩者兼有之。

探索學習的困惑成為終生的追求

學習政治和法律的過程中,我一直都在思考,雖然階級性有所不同,但所有的政黨和當權者都說自己是為人民的。那么問題就來了,怎么為人民,如何評判是為人民,怎么保證一直為人民?這就是當年學習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時常思考卻不解的問題,也正因此才被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80年代后,我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保證執政黨、各級政府及工作人員不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切實保證為人民。按照法言法語,就是如何實現對公權力的制度制約和法律規制。當年學習中的困惑,后來成為我研習待解的問題,也是教學傳承的內容和終極目的。

我的社會實踐是從信訪調研入手,法律實務則從制定重大的憲法性的法律開始。頭一個是就是《行政訴訟法》,隨后《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監察法》《行政復議法》《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及《行政程序法》和《信訪法》(正在論證中)等等。幾十年來,我參與的這一系列立法,都是圍繞對公權力的制約和規范展開的;同時認為法治化最終的落腳點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權力承擔責任的國家賠償與補償的制度體系,即完成對國家公權力最后一公里的法律制約。86年起我參與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組,雖在單行法律或法規制定上做了研究推動工作,但是不系統、還沒有從國家責任整體上實施把控,需要再次從訴訪分離后的信訪立法入手補課。

學生時代帶來“災難”的困惑,引發了大半輩子的思索,成為指引激勵我,且為之奔走疾呼、孜孜以求、終不覺悔的理念;這信念將讓我把剩余的時光還交給法治中國的建設事業,因為,這是我的夢。

學術思想一以貫之

在公法學界,同仁和學生評價我是“搞行政法的學者中,唯一一個從開始到現在,一以貫之沒有輕易改變過自己觀點的學者,”這個評價符合我學術研究的軌跡,是很高的我十分珍惜的評價。

堅守與執著,并不是來自個人偏執和學術自負,而是得益于多年堅持的方法論和分析問題的視角。我一直以中國的國情、實務以及存在的問題作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主張理性看待五千年中華文明史與過去五十年法制建設的關系,認清中國法制建設的基礎與背景,尊重中國的真實情境和中國法治進程的客觀規律,理性地做出判斷和結論。我也深感,單依靠法學解決不了社會實踐中的復雜問題,科際融合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共同發力才是必然趨勢;同時,方法論體系也應該是開放多元,融匯貫通的。因此,所有社會科學應該掌握的最新研究成果,所有有助于國家責任體系建立,有助于公共政策科學民主化進程,有助于社會經濟整體發展的人類知識文明,我都盡可能廣泛吸收接納。換句話說,對法社會學、法經濟學、法哲學、公共管理學,結合公法學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都有目的地去關注,去思考,并吸納其中有益的最新成果。

我潛心做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努力當一個睿智的發現者,也往往成了一位相對客觀公正的評判者。但這也經常使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觀點,顯得新銳犀利,甚至不合時宜。當大家為改革取得的成績歡呼雀躍時,我卻保持清醒與克制,考慮得更多的是暫時被隱蔽的深層問題,更多的是思考從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辯證關系的跨越發展,尤其是福利生態法治行政國家的終極架構問題。當大家開始為改革泛起的沉渣感到失望、焦慮和彷徨時,我則推出發現中國法的倡導,力圖喚起立志中國法治學子的活力,推動弘揚中華法系的復興與光大。

斗轉星移,世事變遷,我從未更改當初學習時的追索,在我立足的黃土地上,飽含忠實與熱忱、充滿思索與考量,甘愿傾我所有,盡我所能,用中國的視角,中國的方法,中國的智慧,為實現法治中國的夢,出一份中國學者力所能及的力量。

這樣的“一以貫之”是我畢生的驕傲。

肩膀上長著一顆自己腦袋

作為民革成員、我曾任民革中央委員、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政協常委社法委副主任委員,參政議政30余載,恪盡職守,多次直面高層領導,大膽進言獻策。2006年2月,接到國務院參事的聘任書,被溫家寶總理聘為參事。不僅在同期受聘的11人中,只有我一位是法學學者,也是文革后恢復參事室直到2014年,唯一一位具有法學專業背景的參事。盡管很孤獨,但更知責任重大,不敢有絲毫懈怠,竭盡全力,經認真調研審慎思考,提出一個個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頗有政治使命感的一位民革中央委員曾如此評價說“朱維究的肩膀上長著一顆自己的腦袋”。是的,我從來都是獨立思考,直言不諱,只要想到對國家有利,對法治進程有益,就要表達發出意見建議;對國計民生、對重大立法,對執政黨建設,隨時勇于發出法治思維下的忠告,即便有時逆耳,我也會找出存有不合法理或有違憲法法律之虞的問題,務必坦誠相告。

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過,我最佩服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政治風云詭譎突變的年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政治信念堅定。正因為如此,我愿意做她的諍友。經30多年的發展,中國又走到了歷史的轉折點,作為政治朋友既要有真知灼見,又要坦誠直言,這就要全面了解當下執政黨每一項決策的緣由,遇到的困難,應當解決的主要問題?能夠在關鍵時提醒,并盡可能提供可資參考的建議或可行的方案措施,最好是政治法律制度頂層設計的參與與建議。這就是議政的重要性,也是我國政治協商制度規定的黨外朋友應盡的政治責任。

結語

羅曼·羅蘭曾經說過,“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后,還依然執著地熱愛它”。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總歸是美好的,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銘心的回憶,那是保存著青春痕跡自己的年華,更是不能忘卻的成長歷程;一路昌順實為幸事,而挫折苦難亦是財富,且更加彌足珍貴,我慶幸自己能夠擁有。近來常在想,我是受益者,感謝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每一個人,他們都曾或多或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幫助過我;鞭策我認識自己的不足,督促我不斷接受磨練,一步步地去成就一個更好的我。

文革開始時,我有過痛徹心扉的掙扎,也曾發出渴望擺脫政治的內心吶喊,也不是沒有想過以了結生命來抗爭所遭受的精神摧殘與折磨;但我終究是活過來了,而且要活得更好。政治風浪中最刻骨銘心的歷練、蹉跎歲月中絕望谷底處最冷靜的、不同尋常的逆反式思索,幫我奠定了可貴的思想認識根基和正確方法論的基礎,讓我更加從容豁達,堅不可摧。從我學習政治的第一天起,就注定終生與政治結緣。我用我的生命、我家人的安危,去認識政治、熟悉政治,體味政治。在政治的漩渦里,一浪一浪地走過來,我是幸運的;可能像我這樣幸運的人并不多,起碼在這滄桑巨變卻又千載難逢的大好時代,我還有一份我深愛的事業,有一顆永不覺勞累的心,還能繼續做我想做的事,鉆研我想研究的問題,圓我未盡的法治中國的夢想。我著實感到慶幸,感謝歲月給予我的一切。

時光荏苒,感恩同在。

寫于2016年5月18日

作者簡介:朱維究,國務院參事,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教授,臺灣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
文章來源:“中華好學者”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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